徽州文化勃興於南宋以後，繁榮於明清時期，這種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典型地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一些特質。徽州文化的重要創造者為大批的徽州商人，他們由於遠遊四方的經歷，對各地的文化結晶相容並蓄，從而豐富和促進了徽州文化各個領域的發展，如新安畫派、新安醫學、徽劇、徽菜等，都成了徽州別樹一幟的本土文化。這些都可以從皖南的徽商社會和人事生活中一一體現出來。

徽州歷史上非常重視教育，即使只有十戶人家的小村子，也可以聽到琅琅的讀書聲。徽人大多是因避亂而從中原地區遷居的士族，他們以耕種經商為業，卻視讀書作官為人生奮鬥的終極目標。像明代歙商汪海要兒子學經，希望他像叔父一樣入太學，為的是光宗耀祖。因為他們是先讀書後經商，並把儒學倡導的行為規範作為經商理念，所以被稱為儒商。由於對文化有着一種不解的情結，使得他們在經商發財後，以強大的經濟支援家鄉的文化事業，由此培育了大批專家學者，進而形成獨具特色的徽州文化，後人也稱之為儒商文化。

中國近代文學家、徽人胡適，曾以「徽駱駝」來形容徽州商人不畏艱苦、勇於開拓的精神。徽州商人在經商之初，因缺少資本，往往是小商小販，從事長途販運。清代歙縣商人江遂志，兩次外出經商，雖歷盡艱難，卻虧本而歸，第三次外出經商時，已年逾五十，終於獲得成功，成為富甲一方的大鹽商。「徽駱駝」精神還表現在生活方面，他們自奉非常節儉，許多富商始終保持創業時的樸素，但對社會公益事業卻樂善好施，修橋補路，興辦學校是很多徽商的善舉。

徽州人因生存環境所迫，突破中國傳統社會「重農抑商」的觀念，從經營「文房四寶」，以及木、竹、茶等土特產入手，走出深山，求利天下。這種思變的精神，使得他們勇於開拓，加上他們以儒學中的義、誠、信作為經商理念，終獲得極大成功，明代一些徽商擁有百萬巨資。徽商經營成功後，把巨額資產帶回家鄉建造精美豪華的住宅，甚至興建學校、祠堂，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對輕商賤商的傳統觀念的反抗，同時也是他們要光宗耀祖，思戀家鄉的一種情感宣洩。

徽州商人大多有着先讀書後從商的經歷，而且對儒學有強烈的認同感，這種情感使得他們與那些先讀書後作官的人，有了一定的共同語言，形成了相互支援的感情基礎。西遞商人胡貫三與清朝軍機大臣曹振鏞結為兒女親家；大鹽商江春以布衣結交乾隆皇帝；徽商胡雪巖積極為清廷採辦軍火糧食，成為名揚海內的「紅頂商人」。這種官商互濟為徽州商人的經營活動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護。

明清時期，徽州教育昌盛，書院、社學和私塾，共計超過五百所。除必修課外，他們亦重視修身養性，延請道德高尚者授道德課。西遞「桃李園」曾邀請一位忠君愛民的廉吏黃元治長期任教，這位被百姓稱為「青菜太守」的老師，把俸祿大部分捐贈求學困難的青年，晚年告老回鄉，田無一丘，房無一幢，只得在宗族祠堂裏借住。由於重視道德教育，使明、清兩朝在西遞村便有數百人進入仕途，更沒出現一個貪官污吏。

1268年前後，中國晉代詩人陶淵明的第三十代孫陶庚四，舉家由江西九江遷居黟縣，據《陶氏宗譜》記載，陶氏後裔遷居黟縣的原因是，「認定黟縣是其先祖筆下《桃花源記》中所描述的理想境界」。陶氏後裔遷居黟縣，在宗族祠堂裏懸掛大幅楹聯：「承先祖德，以交付兒孫不必田園金玉；讀聖賢書，即擔當宇宙何分韋布薦紳。」向後人昭示，要把先祖淡泊功名、關心民眾疾苦的崇高品德代代相傳。這種清廉文化的傳播為古徽州培育了大批忠君愛民的廉吏，像明代歙人汪貴在浙江任知縣期間，因替百姓伸張正義而惹怒權貴，結果被誣陷冤死，死後被發現其家庭生活非常清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