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化勃兴于南宋以后，繁荣于明清时期，这种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特质。徽州文化的重要创造者为大批的徽州商人，他们由于远游四方的经历，对各地的文化结晶相容并蓄，从而丰富和促进了徽州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如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剧、徽菜等，都成了徽州别树一帜的本土文化。这些都可以从皖南的徽商社会和人事生活中一一体现出来。

徽州历史上非常重视教育，即使只有十户人家的小村子，也可以听到琅琅的读书声。徽人大多是因避乱而从中原地区迁居的士族，他们以耕种经商为业，却视读书作官为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像明代歙商汪海要儿子学经，希望他像叔父一样入太学，为的是光宗耀祖。因为他们是先读书后经商，并把儒学倡导的行为规范作为经商理念，所以被称为儒商。由于对文化有着一种不解的情结，使得他们在经商发财后，以强大的经济支援家乡的文化事业，由此培育了大批专家学者，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徽州文化，后人也称之为儒商文化。

中国近代文学家、徽人胡适，曾以“徽骆驼”来形容徽州商人不畏艰苦、勇于开拓的精神。徽州商人在经商之初，因缺少资本，往往是小商小贩，从事长途贩运。清代歙县商人江遂志，两次外出经商，虽历尽艰难，却亏本而归，第三次外出经商时，已年逾五十，终于获得成功，成为富甲一方的大盐商。“徽骆驼”精神还表现在生活方面，他们自奉非常节俭，许多富商始终保持创业时的朴素，但对社会公益事业却乐善好施，修桥补路，兴办学校是很多徽商的善举。

徽州人因生存环境所迫，突破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商”的观念，从经营“文房四宝”，以及木、竹、茶等土特产入手，走出深山，求利天下。这种思变的精神，使得他们勇于开拓，加上他们以儒学中的义、诚、信作为经商理念，终获得极大成功，明代一些徽商拥有百万巨资。徽商经营成功后，把巨额资产带回家乡建造精美豪华的住宅，甚至兴建学校、祠堂，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对轻商贱商的传统观念的反抗，同时也是他们要光宗耀祖，思恋家乡的一种情感宣泄。

徽州商人大多有着先读书后从商的经历，而且对儒学有强烈的认同感，这种情感使得他们与那些先读书后作官的人，有了一定的共同语言，形成了相互支援的感情基础。西递商人胡贯三与清朝军机大臣曹振镛结为儿女亲家；大盐商江春以布衣结交乾隆皇帝；徽商胡雪岩积极为清廷采办军火粮食，成为名扬海内的“红顶商人”。这种官商互济为徽州商人的经营活动提供了政治上的保护。

明清时期，徽州教育昌盛，书院、社学和私塾，共计超过五百所。除必修课外，他们亦重视修身养性，延请道德高尚者授道德课。西递“桃李园”曾邀请一位忠君爱民的廉吏黄元治长期任教，这位被百姓称为“青菜太守”的老师，把俸禄大部分捐赠求学困难的青年，晚年告老回乡，田无一丘，房无一幢，只得在宗族祠堂里借住。由于重视道德教育，使明、清两朝在西递村便有数百人进入仕途，更没出现一个贪官污吏。

1268年前后，中国晋代诗人陶渊明的第三十代孙陶庚四，举家由江西九江迁居黟县，据《陶氏宗谱》记载，陶氏后裔迁居黟县的原因是，“认定黟县是其先祖笔下《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理想境界”。陶氏后裔迁居黟县，在宗族祠堂里悬挂大幅楹联：“承先祖德，以交付儿孙不必田园金玉；读圣贤书，即担当宇宙何分韦布荐绅。”向后人昭示，要把先祖淡泊功名、关心民众疾苦的崇高品德代代相传。这种清廉文化的传播为古徽州培育了大批忠君爱民的廉吏，像明代歙人汪贵在浙江任知县期间，因替百姓伸张正义而惹怒权贵，结果被诬陷冤死，死后被发现其家庭生活非常清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