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反對貴族統治者腐化奢侈的生活，主張「節用」（節儉）；反對社會上的「厚葬久喪」習俗，主張「節葬」（節制喪葬）；反對統治者的歌舞昇平，主張「非樂」（反對音樂造成的浪費）。總括而言，墨子的經濟思想有合理的一面，也有眼界狹隘的一面。墨子認為，使一個國家走向富裕只有兩條途徑：一是增加生產，二是節約費用。在這兩者中間，墨子更加重視後者。他說：「聖人治理一個國家，可以使這個國家財富成倍增長；聖人治理天下，可以使天下的財富也成倍增長。」財富增長的辦法不是通過侵略戰爭掠奪別國，而是去掉不必要的耗費。所以，他把「節用」看成治國的根本方針。墨子的「節用」論，主要是針對當時的王公貴族。他們剝削百姓，搜刮民眾的財產，建築豪華的宮殿和亭台樓閣。君主吃飯時的食物，多得遍布桌前而不能盡食，造成極大浪費。可是廣大民眾則終日要為衣食擔憂，不得溫飽。這樣的國家，要想不亂是不可能。因此墨子呼籲各國的統治者，放棄奢侈浪費的生活，將錢財用於國家開支。

在夏、商、周三代時，傳統宗教思想發達，人們崇拜祖先，自然也非常重視對死去先人的喪葬儀式：棺槨要重，埋葬要深，隨葬的物品要多，墳墓要宏大，守孝時間要長。一般百姓在長輩去世後，也須傾家蕩產來辦葬禮，天子諸侯死了還要殺人殉葬，對社會的生產造成極大破壞。墨子認為厚葬的習俗有五大弊端：一、  不可以「富國家」。把大量錢財用於喪葬，對社會的財富是一種巨大的浪費，不利於國家經濟的發展。二、不可以「眾人民」。民眾在喪葬期間必須服喪三年或一年，期間要禁絕夫妻生活，不利於繁衍人口。三、不可以「治刑政」。統治者花費很長時間去從事喪葬禮儀，會忽視對國家的管理。四、不可以「止攻國」。要防止敵國進攻，必須多積儲，修城牆。但厚葬久喪會將國家財力用盡，哪有經濟條件來鞏固防務呢？五、不可以「事鬼神」。祭祀鬼神需要潔淨的祭品和定時動員廣大民眾參與，但厚葬導致國家貧窮、人口減少、刑政錯亂，如此便無法提供潔淨豐盛的祭品、足夠的民眾，按時祭祀鬼神了。因此厚葬習俗對各方面都是一種浪費。

春秋戰國時期貴族們的奢侈生活，可從他們的歌舞娛樂中表現出來。當代出土的戰國編鐘和編磬，不少都是規模宏大，製作精美，間接反映出當時宮廷歌舞的豪華場面。墨子長期生活在社會下層，天天看着要擔憂衣食的平民百姓，所以他對貴族們的歌舞娛樂有強烈的憤慨，是完全可以理解。墨子列舉了貴族喜愛豪華樂舞對社會造成的害處：製造大鐘、鳴鼓、琴、瑟、竽、笙等大量樂器，必然會加重人民的負擔。在演奏音樂時，又要徵用大量年輕力壯的人作為樂師，這樣會令男子錯失耕作的農時，使婦女耽誤紡織的家務。在欣賞音樂時，王公大臣不會自己一個人聽，還要拉上一群人陪聽。如要官員陪聽，必然會浪費他們行政的時間，如要百姓陪聽，必會耽誤他們從事生計。墨子最後得出結論說：「我並不是不知道音樂的美妙，但為了『興天下之利』的國家大計，還是要禁止音樂，使國家和人民都把精力主要放在生產上。」

墨子的經濟思想不僅重視節約，也很注重生產。從平民階層的立場來看，墨子崇尚勞動，認為人與動物的根本差別就在於人能勞動，而且人必須勞動。動物有皮毛保溫，以草木為食，故此，雄性不用耕作，雌性不用紡織，也能衣食充足。但人卻不同，如果要生存下去，就必須自食其力，這便是「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的意思。墨子進而提出「強力論」的思想，他認為只有農夫早出晚歸，辛勤耕耘，婦女早起晚睡，紡紗織布，一個家庭才能富裕。同樣，國君治國，大夫從政，也需要這種兢兢業業的精神。因為「強必富，不強必貧」。至於治國生財的方法，墨子提出增加人口、「以時生財」（把握時間生產）、「各盡分事」等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