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反对贵族统治者腐化奢侈的生活，主张“节用”（节俭）；反对社会上的“厚葬久丧”习俗，主张“节葬”（节制丧葬）；反对统治者的歌舞升平，主张“非乐”（反对音乐造成的浪费）。总括而言，墨子的经济思想有合理的一面，也有眼界狭隘的一面。墨子认为，使一个国家走向富裕只有两条途径：一是增加生产，二是节约费用。在这两者中间，墨子更加重视后者。他说：“圣人治理一个国家，可以使这个国家财富成倍增长；圣人治理天下，可以使天下的财富也成倍增长。”财富增长的办法不是通过侵略战争掠夺别国，而是去掉不必要的耗费。所以，他把“节用”看成治国的根本方针。墨子的“节用”论，主要是针对当时的王公贵族。他们剥削百姓，搜刮民众的财产，建筑豪华的宫殿和亭台楼阁。君主吃饭时的食物，多得遍布桌前而不能尽食，造成极大浪费。可是广大民众则终日要为衣食担忧，不得温饱。这样的国家，要想不乱是不可能。因此墨子呼吁各国的统治者，放弃奢侈浪费的生活，将钱财用于国家开支。

在夏、商、周三代时，传统宗教思想发达，人们崇拜祖先，自然也非常重视对死去先人的丧葬仪式：棺椁要重，埋葬要深，随葬的物品要多，坟墓要宏大，守孝时间要长。一般百姓在长辈去世后，也须倾家荡产来办葬礼，天子诸侯死了还要杀人殉葬，对社会的生产造成极大破坏。墨子认为厚葬的习俗有五大弊端：一、不可以“富国家”。把大量钱财用于丧葬，对社会的财富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二、不可以“众人民”。民众在丧葬期间必须服丧三年或一年，期间要禁绝夫妻生活，不利于繁衍人口。三、不可以“治刑政”。统治者花费很长时间去从事丧葬礼仪，会忽视对国家的管理。四、不可以“止攻国”。要防止敌国进攻，必须多积储，修城墙。但厚葬久丧会将国家财力用尽，哪有经济条件来巩固防务呢？五、不可以“事鬼神”。祭祀鬼神需要洁净的祭品和定时动员广大民众参与，但厚葬导致国家贫穷、人口减少、刑政错乱，如此便无法提供洁净丰盛的祭品、足够的民众，按时祭祀鬼神了。因此厚葬习俗对各方面都是一种浪费。

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的奢侈生活，可从他们的歌舞娱乐中表现出来。当代出土的战国编钟和编磬，不少都是规模宏大，制作精美，间接反映出当时宫廷歌舞的豪华场面。墨子长期生活在社会下层，天天看着要担忧衣食的平民百姓，所以他对贵族们的歌舞娱乐有强烈的愤慨，是完全可以理解。墨子列举了贵族喜爱豪华乐舞对社会造成的害处：制造大钟、鸣鼓、琴、瑟、竽、笙等大量乐器，必然会加重人民的负担。在演奏音乐时，又要征用大量年轻力壮的人作为乐师，这样会令男子错失耕作的农时，使妇女耽误纺织的家务。在欣赏音乐时，王公大臣不会自己一个人听，还要拉上一群人陪听。如要官员陪听，必然会浪费他们行政的时间，如要百姓陪听，必会耽误他们从事生计。墨子最后得出结论说：“我并不是不知道音乐的美妙，但为了‘兴天下之利’的国家大计，还是要禁止音乐，使国家和人民都把精力主要放在生产上。”

墨子的经济思想不仅重视节约，也很注重生产。从平民阶层的立场来看，墨子崇尚劳动，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别就在于人能劳动，而且人必须劳动。动物有皮毛保温，以草木为食，故此，雄性不用耕作，雌性不用纺织，也能衣食充足。但人却不同，如果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自食其力，这便是“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意思。墨子进而提出“强力论”的思想，他认为只有农夫早出晚归，辛勤耕耘，妇女早起晚睡，纺纱织布，一个家庭才能富裕。同样，国君治国，大夫从政，也需要这种兢兢业业的精神。因为“强必富，不强必贫”。至于治国生财的方法，墨子提出增加人口、“以时生财”（把握时间生产）、“各尽分事”等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