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人与人之间无差别的“兼爱”，是墨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而且这一核心观点贯穿到墨家学说的各个部分。“天志”（肯定天的意志）、“明鬼”（相信鬼神的存在）的宗教观，是“兼爱”学说的理论依据，因为天是提倡兼爱，反对差别的。在政治上，墨子反对战争，鼓励提拔出身低微的贤士，这是兼爱的具体表现。在生活上，墨子主张“节用”（节俭）、“节葬”（节省丧葬的花费）、“非乐”（反对音乐），是“兼爱”的经济原则。

墨子认为当时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如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家族之间的争夺、人与人之间的互相迫害、君不施惠于臣，臣不尽忠于君、父不爱子，子不孝顺父、兄弟之间的不和睦，关键的问题就是不相爱，不相爱的原因就是人与人之间存有差别。针对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墨子提出解决的办法——“兼以易别”，即以“兼爱”替代“差别”。他认为假如天下人都像爱自己一样地爱他人，哪还有不孝的儿子和不顺从的弟弟？如果人人都爱别人的家如像爱自己的家一样，哪还有偷盗别人家庭的小偷？如果人人都爱别的国家如像爱自己的国家一样，哪里还有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如果各国君民都推行他的兼爱主张，天下便能大治了。墨子兼爱的社会主张，反映了社会上最广大的平民阶层的真诚愿望，是人类一种崇高的理想。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却很难实现，因为人们很难超越自己、超越自己的家庭和国家，去爱别人、别家、别国。统治者也很难放弃自己、家族、国家的私利，而接受墨子的兼爱主张。故此，墨子游说各国君主来实践他的兼爱学说，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想。

墨学的最高理想是“兼爱”，并主张以“兼爱”替代“差别”，因此墨者把信奉并推行这种学说的人称为“兼士”，把反对这种学说的人称为“别士”。墨子提出了一种逻辑上的假设：某地有一位“别士”和一位“兼士”。“别士”认为：“我怎么能把我朋友的身体看成自己的身体，把朋友的亲戚看成自己的亲戚呢？”所以他的朋友在遇到饥饿、寒冷、疾病、死亡等困难时，他均无动于衷。而“兼士”则认为：“我应当把朋友的身体看成自己的身体，把朋友的亲戚看成自己的亲戚。”所以，在墨子的思想中，“兼士”是一种高尚人格的化身，是墨学中最高的人格理想。推而广之，把别人的国家看成自己国家的君主，就是“兼君”，反之就是“别君”。墨子告诉统治者，如果让人民选择，他们会选择哪一种君主呢？这是每位统治者都必须认真考虑。

墨子所讲的兼爱并不是无原则的。他认为“爱人者，人恒（恒是经常的意思）爱之（之是代词，指上句的爱人者）；利人者，人恒利之。”但是反过来，“恨人者，人恒恨之；害人者，人恒害之。”对于那些不讲兼爱的人、仇恨别人的人、侵夺别人家财的强盗、攻伐别国的君主，兼爱的原则就不适用了，因此他提出了“杀盗非杀人”的说法。墨子认为研究任何问题都必须“察类明故”，即要对事物进行科学分类，不同类的事物不能混淆。强盗嫉恨他人，盗窃他人财产，因此不能把他放在一般“人”的概念里，他也不属于兼爱的对象。圣王、仁者是反对杀人的，但是并不反对消灭那些害人的人。杀死强盗并非属于杀人，而是除去天下的祸害，最终目的还是为天下谋福。

墨子提倡“兼爱”，主张人有能力时就帮助别人，有财富就分给别人，有学问就教育别人，相爱互利，以兼爱代替差别，在人间实现平均和平等的理想。儒家则希望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实现世界大同，意思是使世界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没有盗贼，夜不闭户；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孤独无依与残疾的人皆有所养（见《礼记‧礼运》）。因此，墨子的兼爱与儒家的大同，在终极目标上是一致。战国以后的中国社会，基本上还是宗法家族社会，人不能超越家族、乡里、国家去爱天下的人，所以墨家的学说显得缺乏可行性。但是墨家文化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融入了整个中国文化体系，成为中国人格理想中的积极因素之一。在墨子的思想体系中，“兼相爱（无差等地互相关爱）”是与“交相利”（互致利益）互相联系的，或者说“交相利”是“兼相爱”具体应用的结果。兼爱的人，有力者要帮助无力的人，有财者要帮助贫困的人，给别人实实在在的好处。墨子以孝亲为例，孝敬自己的父母，也要孝敬别人的父母，这样别人也会反过来孝敬你的父母。爱自己国家的人，也要爱别的国家，那么别国的人也会来爱你的国家。墨子因此得出结论：爱人的人，必然得到别人的爱；有利别人的人，必然得到别人的帮助，天下的兼爱就实现了。

由于墨子的“兼相爱”要表现为“交相利”，所以他实际上是以物质的功利来判断精神上的兼爱。他说：“仁人志士，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大意是指能否给国家、人民带来实际的利益，是判断一个在上位者是否合符“义”的根本标准。因此可以说，墨子建立了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功利主义的理论体系。墨子的功利主义不同于古今中外的市侩主义，主要理据有两点：一、墨子重视的功利是国家、人民之利，而不是个人的私利。墨子判别是非的根本依据是“三表法”，而“三表法”的最后一条是“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也就是说先将立论变为政令，并应用于行政方面，检讨它对国家百姓有无利益。可见墨子所说的利益是从国家百姓的利益出发，而不是市侩的人所追求的个人私利。二、墨子的功利主义，既重视行为的结果，也重视行为的动机。例如一个人恭恭敬敬地站在河边钓鱼，并不是因为他怕打扰了鱼，而是为了把鱼钓上来。所以观察人要“合其志功而观焉”，其中“志”就是动机，“功”就是效果。

表面看来，“天志”、“鬼神”是“兼爱”学说的保护神，墨子认为顺天意者兼相爱（无差别地互相关爱），交相利（互致利益），必然会得到天的赏赐；反天意者别相恶（互相仇恨），交相贼（互相残害），必然会得到天的惩罚。然而在先秦诸子的思想中，天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因此墨子的天，也只不过是他宣传“兼爱”的工具。在政治思想上，墨子主张“尚贤”（推崇贤士）和“尚同”（主张意见与上级相同）。“尚贤”是不分人的贵贱和职业，有能力的人就要推举出来，让他参与政治。这是将兼爱学说推及社会下层的具体措施。“尚同”则是要天下人民的思想跟天子相同，以保持政治的统一。但天子则要“一同于天”，即贯彻“兼相爱”的天意。在当时诸侯混战、国无宁日的时期，兼爱首先要“非攻”。因为战争是对人民最大的伤害，是一切苦难的根源。墨子“节用”、“节葬”、“非乐”的生活主张，也是从“兼爱”的基本观点出发而提出来。因为统治者的奢靡生活，歌舞升平，厚葬久丧，都会使百姓倾家荡产。所以，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懂得兼爱的君王是绝对不会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