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一样，救民于水火的“忧患意识”是墨子创立学说的根本出发点，所以墨家学说最终都是立足于治国论上。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政治理想出发，墨子提出了“尚同”（主张意见与上级相同）的理想国模式。而建构理想国的具体方法，一是“尚贤”（推崇贤士），二是“非攻”（反对攻伐）。

西周末年，犬戎族攻陷西周的首都镐京（今陕西西安）。王室东迁，地位也因而日益衰落，丧失了领导全国的政治权威。于是，诸侯争霸，战争连绵，政变频繁，外族入侵，民不聊生，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写照。针对这种痛苦的社会现实，墨子认为当今之世，政治不统一导致了思想的不统一，人们互相非议责难，导致父子反目，君臣相欺，人有余力而不帮助别人，有余财而不分给别人，有学问而不教别人，天下因此而乱。墨子针对混乱的社会现实，提出解决之道——“尚同”。他说：“既然天下混乱的原因是政治混乱，那么解决的方法就是选择贤士为天子，重建政治的权威。百姓无论听到好或不好的事情，都必须向上级报告。天子认为是对的，大家都要认为是对；天子认为是错的，大家必须认为是错。”从而形成全国由上而下的统一意志，社会上的分歧、争执、混乱、战争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全国的百姓、官吏将自己的思想与天子一致化，绝对服从天子，也是“尚同”的基本含义。这种由贤人统治，士人、百姓对上层都没有异议的社会，就是墨子心目中的理想国。

在墨子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尚贤”是“尚同”的自然延伸。天下百姓的思想要与天子相同，故此，天子必须从贤士中推选出来，否则难以确保天子的思想是否合乎天志。天子建立遍布全国的分层控制网络，但他所选的人也应当是贤良而有能力的人。只有贤士治国，这样才能使民众的意见与天子及天相同。所以墨子说：“夫尚贤者，政之本也。”意思是说“尚贤”是影响政治优劣的根本元素。在墨子的学说中，贤士的标准非常明确，即“厚乎德性”（即有深厚的道德修养）、“辩乎言谈”（即能言善辩）和“博乎道术”（有渊博的知识与技能）。他还特别强调，这些标准与个人的出身和地位无关。墨子的“尚贤”思想具有鲜明的平民色彩，他响亮地喊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口号，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打破宗法血缘制度对人的束缚，以及平民阶层追求自由的要求。

墨子从平民阶层的立场出发，提倡“兼爱”学说，反对人与人之间的欺诈、偷盗、掠夺，他将这些行为视为反对兼爱的“不义”行为。其中，最大的“不义”就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墨子分析说，战争对于作战双方都不是好事，首先，胜败双方的战士都会大量伤亡。战败的一方经过战祸的摧残，家园被毁，宗庙被焚，农作物被盗，森林被砍伐，人民死伤或流离失所。对于战胜的一方，他们同样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为了战争，要打破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延误耕作，使农田荒废。在战争中，也会浪费大量的物资，影响人民生活，结果，仍是得不偿失。墨子还用一些强大的诸侯因好战而败亡的例子，来说明战争的危害。例如吴王夫差不断扩张战争，使越王屈膝，甚至当上了春秋霸主。但最后招致越国报复，身死国亡。由此证明，好战者是没有好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