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科舉，主要以「四書」、「五經」取士。這些儒家經典，在唐、宋時期，基本上還可以適應社會需要。但到了清代乾隆之後，正當西方各國紛紛爆發社會革命和工業革命，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之際，科舉考試仍只專注於「四書」、「五經」以及八股文，而把科學技術看作「奇技淫巧」，而不屑一顧，致使中國在科技、經濟以至政治、社會等各方面都大大落後於當時的時代潮流和世界發展。科舉變得迂腐，漸漸走上「死亡」之路。

清朝一些思想先進的知識分子，曾對科舉制度提出一系列改革意見。科舉改革也成為戊戌變法的內容之一。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一日，禮部擬定了科舉新章：「鄉、會試仍定為三場：第一場，試中國史事、國朝政治論五道；第二場，試時務策五道，專問五洲各國之政，專門之藝；第三場，試四書義兩篇、五經義一篇。」這只不過是一種改良。但以慈禧太后為核心的頑固派連改良也不允許，八月六日，發動政變，廢罷一切新政。此後，又爆發了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光緒二十六年（1901年）七月，慈禧太后不得不採用維新派的改革辦法，頒佈諭旨，恢復科舉新章，並且規定：「以上一切考試，凡四書、五經義，均不准用八股程式。」

在新形勢下，一些有識之士在建議改革科舉的同時，還不斷奏請興學校，京師大學堂（今日的北京大學）就是戊戌變法留下來的碩果。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凱等又奏請即停科舉以廣學校，八月四日，上諭說：「著即丙午科（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這一上諭，宣告了延續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度終於被廢除。

科舉的弊端

明清科舉考試，考生答題時必須以政府頒佈的《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的註疏為標準，揣摩古人語氣，代聖賢立言，基本上是以孔孟之言，程朱註疏為據，士子對經義不得發揮己見，以此束縛思想自由。此外，並有「不能引秦漢以後之書，不能引秦漢以後之事」的規定，不合者無緣中式。

八股文起初確能在一定程度上測驗出考生的文字水平，並選拔出智識較高的人才，因此有些學者認為八股文考試是一種古代的智力測驗。但長期在「四書」、「五經」中命題，為了防止考生猜題，於是不斷出一些偏題、怪題，結果走向求才的反面。由於八股文形式死板，內容空洞，千篇一律，故有些儒士在經書中專選一些可以命題的，寫成若干文章，並編成八股文選集出售，許多考生平日只須死讀硬背這些八股文選，到考試時自能派上用場，甚至有些考生只知八股文，而不知本經。早在明朝末年，有識之士指出八股文誤國、敗壞人才。清初也曾一度停止以八股文取士，但終因要籠絡士人，復又實行了二百多年，至1901年才被最後廢止。

科場弊案迭起

清代科舉制度空前嚴密，考生舞弊的手法亦愈見巧妙，有的將經文藏於毛筆管中或藏於硯台底部，有的把經文抄在衣褲內層，作弊手法各形各色，層出不窮。此外，隨着政治腐敗，考官貪污受賄情況日漸普遍，致使科場弊案屢興迭起。如順治十四年（1657年），順天鄉試出現考官舞弊案。當時主考官曹本榮、宋之繩，同考官李振鄴、張我樸、郭浚等人貪財納賄，被刑科參奏。順治皇帝立派都察院會審，查證屬實，即降旨將李振鄴等七人處死，家產沒收，父母兄弟妻子流放尚陽堡。次年，又將順天鄉試中舉者約200人傳至太和殿複試，結果發現8人文理不通，故革去舉人資格。後來，順治皇帝還親自審問受牽連的大批官員，多從寬免死，流放尚陽堡。又如康熙五十年（1711年）江南鄉試，主考官為左必蕃、趙晉，中舉者大多是揚州鹽商子弟，士論嘩然。應舉者一千多人於集妙觀聚會，使人把財神像抬進府學的明倫堂，有人用紙糊了一個貢院的匾，改「貢院」為「賣完」，諷刺考試官貪財作弊。康熙皇帝先後派尚書張鵬翮、巡撫張伯行、尚書穆和倫等嚴查窮究，始查出作弊實情。結果一人與獄斃，一人自殺，趙晉等三人被處斬，五人被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