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以前，朝中不思改革的勢力仍佔上風。對於要不要修鐵路這麽一個常識問題，就辯論了將近二十年。甲午後，日本一個維新小國，居然把自詡文明的大國打得一敗塗地，人們不能不追問原因和出路何在？在眾多奏摺中，順天府尹（相當於北京市長）胡燏棻的奏章最有代表性：「今日即孔孟復生，舍富強外亦無治國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無致富強之術。」要不要學西方的辯論雖未完全止息，焦點卻逐漸轉向怎樣學。1895年7月19日，光緒皇帝將胡燏棻等人的奏章發給大臣們閱讀，下令各地就如何革除積習「力行實政」，如何「以籌餉練兵為急務，以卹商惠工為本源」，在一個月內覆奏。皇帝還要求「破除情面，實力講求，必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要求將修鐵路、立學堂、創郵政、鑄鈔幣、開礦、造機器、練兵、整頓釐金、汰除冗員等14件應興應革事項列入其中，從而結束了有些事情要不要辦的沒完沒了的爭論。這標誌着改革得到正式認可。

甲午前，清政府辦的企業是官辦或官督商辦為主，結果是把衙門的腐敗帶進企業，令到絕大多數企業奄奄一息。民間要辦新式企業，則要報經官府批准，被諸多刁難。痛定思痛、改弦易轍，1895年8月8日的一道上諭（聖旨）說：「中國原有局廠，經營累歲，所費不貲，辦理並無大效。亟應從速變計，招商承辦，方不致有名無實……或於官廠之外，另集股本……一切仿照西例，商總其事，官為保護，若商力稍有不足，亦可藉官款維持。」從官辦為主轉為依靠商辦，鼓勵商辦，儘管落實仍不容易，但意味着經濟政策開始轉向正確軌道。

鴉片戰爭以來，包括李鴻章在內的有識之士曾一再建議辦銀行，都因頑固官僚橫生枝節而流產，只好將融資利益白白送給外商銀行。1896年盛宣懷（1844—1916年）上書皇帝：「非急設中國銀行，無以通華商之氣脈，杜洋商之挾持。」指出這是「商家之事」，必須「照泰西商例，悉由商董自行經理。」年底得到批准，幾經周折，中國通商銀行終於在當年5月27日在上海正式開張。以後逐步拓展，在香港、天津、重慶、廣州等地建立了17間分行，還發行鈔票、鑄造銀圓。它的章程強調「悉照西例」。盛宣懷期望它能與滙豐並駕齊驅。1952年，中國通商銀行被併入國營銀行。

中國的新式學堂最初都由外國人開辦。除去同文館這類很難稱為大學的語言學校，直至維新運動，中國人才有自辦的大學。這就不能不再說到盛宣懷了。他是李鴻章辦洋務的主要助手，中國航運、電報、鐵路、銀行乃至煤礦、冶金等事業的開創，都有他一份功勞。現在活躍在香港等地的招商局，他就是最初的創辦者和大股東。他深深懂得人才決定事業成敗，國家富強離不開教育。1895、1896年他一手籌劃創辦的天津頭等二等學堂、南洋公學相繼成立，這些都是中國人最早自辦的大學。

甲午戰爭，清廷的陸軍、水師全軍覆沒，重新編練軍隊，迫在眉睫。限於財力，水師一時無法恢復，只能先從陸軍開始。1895年冬，袁世凱出任新建陸軍督練處督辦，奉命接收胡燏棻的定武軍，在天津小站訓練新軍。他以德軍為範本，陸續聘用十多位德國教官，基層軍官一律選用軍官學校畢業的學生，並大量網羅留學生及其他才華出眾之士為幕僚，改變了中國軍隊的面貌。與此同時，張之洞也在湖北練兵，也請德國軍官為教官，成績亦頗著，唯容人度量不及袁氏，加上其他因素，後來的影響與袁系無法比擬。

湖南的維新變法可謂一馬當先。巡撫陳寶箴在黃遵憲、江標、徐仁鑄、熊希齡等人輔佐下，銳意革新。黃遵憲曾在日本、美國等地長期從事外交工作，是國內屈指可數了解現代社會的人士之一。而民間的維新勢力趁機崛起，湧現了譚嗣同、皮錫瑞、唐才常、樊錐等朝氣蓬勃的人物。梁啟超應邀出任時務學堂總教習，更添維新派聲勢。不過，王先謙、葉德輝等守舊儒士仍根深勢大，新舊對立，風浪疊起。而維新派有些言論也未考慮時機和環境，挑起不必要的紛爭，矛盾更形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