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以前，朝中不思改革的势力仍占上风。对于要不要修铁路这么一个常识问题，就辩论了将近二十年。甲午后，日本一个维新小国，居然把自诩文明的大国打得一败涂地，人们不能不追问原因和出路何在？在众多奏折中，顺天府尹（相当于北京市长）胡燏棻的奏章最有代表性：“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要不要学西方的辩论虽未完全止息，焦点却逐渐转向怎样学。1895年7月19日，光绪皇帝将胡燏棻等人的奏章发给大臣们阅读，下令各地就如何革除积习“力行实政”，如何“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在一个月内覆奏。皇帝还要求“破除情面，实力讲求，必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要求将修铁路、立学堂、创邮政、铸钞币、开矿、造机器、练兵、整顿厘金、汰除冗员等14件应兴应革事项列入其中，从而结束了有些事情要不要办的没完没了的争论。这标志着改革得到正式认可。

甲午前，清政府办的企业是官办或官督商办为主，结果是把衙门的腐败带进企业，令到绝大多数企业奄奄一息。民间要办新式企业，则要报经官府批准，被诸多刁难。痛定思痛、改弦易辙，1895年8月8日的一道上谕（圣旨）说：“中国原有局厂，经营累岁，所费不赀，办理并无大效。亟应从速变计，招商承办，方不致有名无实……或于官厂之外，另集股本……一切仿照西例，商总其事，官为保护，若商力稍有不足，亦可借官款维持。”从官办为主转为依靠商办，鼓励商办，尽管落实仍不容易，但意味着经济政策开始转向正确轨道。

鸦片战争以来，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有识之士曾一再建议办银行，都因顽固官僚横生枝节而流产，只好将融资利益白白送给外商银行。1896年盛宣怀（1844—1916年）上书皇帝：“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指出这是“商家之事”，必须“照泰西商例，悉由商董自行经理。”年底得到批准，几经周折，中国通商银行终于在当年5月27日在上海正式开张。以后逐步拓展，在香港、天津、重庆、广州等地建立了17间分行，还发行钞票、铸造银圆。它的章程强调“悉照西例”。盛宣怀期望它能与汇丰并驾齐驱。1952年，中国通商银行被并入国营银行。

中国的新式学堂最初都由外国人开办。除去同文馆这类很难称为大学的语言学校，直至维新运动，中国人才有自办的大学。这就不能不再说到盛宣怀了。他是李鸿章办洋务的主要助手，中国航运、电报、铁路、银行乃至煤矿、冶金等事业的开创，都有他一份功劳。现在活跃在香港等地的招商局，他就是最初的创办者和大股东。他深深懂得人才决定事业成败，国家富强离不开教育。1895、1896年他一手筹划创办的天津头等二等学堂、南洋公学相继成立，这些都是中国人最早自办的大学。

甲午战争，清廷的陆军、水师全军覆没，重新编练军队，迫在眉睫。限于财力，水师一时无法恢复，只能先从陆军开始。1895年冬，袁世凯出任新建陆军督练处督办，奉命接收胡燏棻的定武军，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他以德军为范本，陆续聘用十多位德国教官，基层军官一律选用军官学校毕业的学生，并大量网罗留学生及其他才华出众之士为幕僚，改变了中国军队的面貌。与此同时，张之洞也在湖北练兵，也请德国军官为教官，成绩亦颇着，唯容人度量不及袁氏，加上其他因素，后来的影响与袁系无法比拟。

湖南的维新变法可谓一马当先。巡抚陈宝箴在黄遵宪、江标、徐仁铸、熊希龄等人辅佐下，锐意革新。黄遵宪曾在日本、美国等地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是国内屈指可数了解现代社会的人士之一。而民间的维新势力趁机崛起，涌现了谭嗣同、皮锡瑞、唐才常、樊锥等朝气蓬勃的人物。梁启超应邀出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更添维新派声势。不过，王先谦、叶德辉等守旧儒士仍根深势大，新旧对立，风浪叠起。而维新派有些言论也未考虑时机和环境，挑起不必要的纷争，矛盾更形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