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對外貿易均帶有濃厚政治和外交色彩。商業的發展與城鎮的發展又有着天然的內在聯繫。商業的發展促進了城鎮的勃興，而城鎮興起之後，人口不斷增加，交通不斷完善，又為商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機，二者相輔相成。其中：大運河開鑿後，成為各地水路交通的重要樞紐，促進了各地物資交流，由此帶動了一批運河沿岸城鎮的商業繁榮，如南方的揚州、蘇州、杭州，北方的臨清、濟寧、天津都是著名的運河城鎮；張騫鑿空通西域之後，絲綢之路上商旅不絕，河西走廊由此逐漸產生了一批商鎮，如武威、張掖、敦煌等。明代外患頗重，政府為此而設置九邊重鎮，苦寒不毛之地也漸漸有了商旅的足跡。

中國古代長期實行重農抑商政策，政府對商業以及商人的活動非但不予支持，相反還處處加以限制和干預，如實行禁榷制度，貶低商人地位、徵收高額商稅等。其中：禁榷制度是指政府對某種商品的生產與銷售實行壟斷，禁止私人經營，目的是為了獲取巨大利潤。禁榷的物品都是人們生活的必需品，如鹽、鐵、茶、酒等。比較完備的禁榷制度是西漢武帝時建立，實行鹽鐵專賣和酒榷，並為歷代統治者所沿用，禁榷的範圍也不斷擴大。商人在經濟上很富有，但社會地位卻很低下，人們常說「士農工商」，商人位於四民之末，地位不如手工業者。自戰國後期商鞅在秦國推行重農抑商政策以來，政府對商人的打壓便一直沒有間斷；徵收商稅是保證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手段，然而中國古時候的政府卻往往不顧實際，濫收苛徵，商稅之重不僅令商人不勝其擾，也抑制和破壞了商業的正常發展。

商人的歷史幾乎與人類文明史一樣古老，中國有歷史記載的第二個王朝商朝，就是由善於經商的商族人建立。但在中國歷史上，商人的地位卻一直處於一種奇怪的矛盾之中。一方面，社會生活離不開商人，「無商不通貨財」。在追逐財富的過程當中，人們很清楚地知道商人所具有的優勢；另一方面，自秦漢以來，都將「重農抑商」作為基本政策沿襲下來。即使這樣，商人作為社會中最有活力的成員，一直在社會上備受矚目。一些成功商人，取得了法律所沒有給予的社會聲望與地位，廣東行商、江淮鹽商、山西票號商等商人集團，就在社會上擁有一定勢力，與官員們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國家雖然抑商，商業卻仍因社會需要而蓬勃地發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