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均带有浓厚政治和外交色彩。商业的发展与城镇的发展又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镇的勃兴，而城镇兴起之后，人口不断增加，交通不断完善，又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二者相辅相成。其中：大运河开凿后，成为各地水路交通的重要枢纽，促进了各地物资交流，由此带动了一批运河沿岸城镇的商业繁荣，如南方的扬州、苏州、杭州，北方的临清、济宁、天津都是著名的运河城镇；张骞凿空通西域之后，丝绸之路上商旅不绝，河西走廊由此逐渐产生了一批商镇，如武威、张掖、敦煌等。明代外患颇重，政府为此而设置九边重镇，苦寒不毛之地也渐渐有了商旅的足迹。

中国古代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政府对商业以及商人的活动非但不予支持，相反还处处加以限制和干预，如实行禁榷制度，贬低商人地位、征收高额商税等。其中：禁榷制度是指政府对某种商品的生产与销售实行垄断，禁止私人经营，目的是为了获取巨大利润。禁榷的物品都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如盐、铁、茶、酒等。比较完备的禁榷制度是西汉武帝时建立，实行盐铁专卖和酒榷，并为历代统治者所沿用，禁榷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商人在经济上很富有，但社会地位却很低下，人们常说“士农工商”，商人位于四民之末，地位不如手工业者。自战国后期商鞅在秦国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以来，政府对商人的打压便一直没有间断；征收商税是保证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然而中国古时候的政府却往往不顾实际，滥收苛征，商税之重不仅令商人不胜其扰，也抑制和破坏了商业的正常发展。

商人的历史几乎与人类文明史一样古老，中国有历史记载的第二个王朝商朝，就是由善于经商的商族人建立。但在中国历史上，商人的地位却一直处于一种奇怪的矛盾之中。一方面，社会生活离不开商人，“无商不通货财”。在追逐财富的过程当中，人们很清楚地知道商人所具有的优势；另一方面，自秦汉以来，都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政策沿袭下来。即使这样，商人作为社会中最有活力的成员，一直在社会上备受瞩目。一些成功商人，取得了法律所没有给予的社会声望与地位，广东行商、江淮盐商、山西票号商等商人集团，就在社会上拥有一定势力，与官员们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国家虽然抑商，商业却仍因社会需要而蓬勃地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