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因地处太行山以西而得名，属于古晋国属地，公元前四世纪中叶，晋国为韩、赵、魏三家所分。因此，山西又称“三晋”，简称“晋”。从明清时崛起的山西商人，即称为“晋商”。晋商以家为单位，以诚信为手段，互帮互扶，以仁为本，以义取利。经年艰苦努力后，终于在商界冒出头来，更发展成为国内三大商帮（晋帮、徽帮、潮帮）之首。晋商的经营项目，从传统的盐、铁、煤、油、米、茶、丝绸、棉布到陶瓷、颜料、牲畜、药材、金融典当等无所不包。他们拥有辉煌的业绩，“大盛魁”商号极盛时，对蒙贸易可达九百万至一千万两白银，一个票号一年的汇兑额可达几千万两白银。

敬业精神

中国人向来有“士、农、工、商”的传统观念，商是末途，士为一等。但晋商认为，商与士、农、工是同等重要，入哪行，就得敬哪行，绝不轻视。晋商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事业对待，并将儒家所宣扬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贯注于经营之中，打破“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不少人家喜将俊秀子弟送入商门当学徒，为晋商队伍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援。明朝政府实行“开中法”，解决驻边军队粮饷，给晋商提供为军队输送粮食的机会，晋商取得贩盐的特权，获取厚利。同时，他们开始从事中蒙边境商业活动，开拓内外蒙古市场，发展当地经济。在政府支持下，晋商得以壮大财富，回乡后，纷纷买田地、筑房产，夸富于邻里之间，经商的风气大盛。

目光远大

明初至清朝中期，晋商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华北、东北与西北边塞地区，以盐商与旅蒙商人为主。这个时期的晋商，资本较少，多为肩挑手提的零星贩卖，不惧怕严寒酷暑，辛苦往来蒙古大草原各地。这种方式风险小，只要勤俭守信，就能获利。后来，晋商逐渐将眼光放远，互相合股集资或与当地商人相结合，利用行情优势进行大买大卖，赚得丰厚利润。到了清中期至清末民初，晋商的活动范围扩展至全国甚至国外。这阶段的晋商，往上广结政府官员，充分利用政府特权赚钱；往下则利用合股、姻缘等手段，形成实力雄厚的商业集团。经营项目则由单一走向多元化发展，并大力推广金融业的发展。票号、钱庄、帐局为晋商的经商之路作了更好的铺垫，他们甚至通过花钱、关系买得一官半职，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商，其中最为显著的是清世宗亲自册封的“皇商八大家”。晋商在商界中的发展极为迅速，不单赢得同行“海内最富”的盛赞，更将生意远设到周边一些国家，如日本、高丽、俄罗斯等。

讲究信义

走南闯北的晋商深知诚信的重要性，视信誉如性命，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只要做出承诺，费多少时间力气也得全部办到。在商业活动中总结出很多有关诚信的经商谚语，如“宁叫赔折腰，不叫客吃亏”、“买卖不成仁义在”、“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以义取利，利从义生”，更要求伙计们将这些商谚熟记在心，靠诚信起家，讲信义发财。晋商以诚信为经营守则，因而流传了“不赚昧心钱”的佳话。例如，清末，乔家复盛油坊从包头运大批麻油到山西销售，经手伙计贪图暴利，偷偷掺入假油。掌柜发觉后，立即用纯净好油换回已售出的次品油，并处罚了相关人员。虽然商号蒙受损失，但因信誉而赢得口碑，业务从此蒸蒸日上。还有，临县经营旅店的王氏，拾到客人遗失的金银后，关门等待客人回来。查验是失主后全部交还，一文不留。甚至有些人家父祖辈经商破产欠债，若干年后子孙发迹，即主动寻找债主偿还旧债，维护家族的信誉。后来凭汇票在外地提取白银的票号业发展，靠的也不外乎是双方的信义。有些晋商贷款时甚至不用抵押，就是因为他们行事诚信。这些都反映晋商认为“诚信不欺”是做生意的不二法门。

管理严明

晋商的商号经营一般采用经理负责制，从员工中选用德才兼备，可担重任的人出任经理，并委以全权。日常人事资金的经营，全部交由经理负责，财东只能在结帐时查帐目。由于得到财东充分信任，经理办事特别卖力。每逢结帐期，财东即根据经理伙计的表现而加减股薪，奖罚分明。晋商对经理人选的挑选一丝不苟，对伙计学徒的选择也同样严格，除了得通过面试、口试、笔试，还得看人品、看写字、看出身，最后还要有人作担保才可以入号堂当学徒。苦学三年后，才能入柜拿薪水，等级十分森严。根据总号、分号之间的关系，业务经营原则以及对工作人员的要求，有些商号还专门列出对财东的号规。比如财东只能在结帐时行使权利，不得干涉号事，在外不能以号名义办事；对内则要求不准打架殴斗、不准吸食鸦片、不准拉帮结派、不准提取号内现金、不准奢侈浪费等。分号间以结帐盈亏定好坏，但以不损害其他分号利益为前提。违反号规的人，能弥补过失者尽量弥补，否则就要尽快清理出号。晋商记帐依然采用旧式簿记，但登记及时详细，多至十几种帐，并要求日清、月结，年底核算所有总分号业务，每年为一个小帐期，三至四年是一个大帐期，每到大帐期末，核算损益，按股份比例分红奖赏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