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院的出現是書籍大量流傳於社會之後，讀書人圍繞着書，開展包括藏書、校書、修書、著書、刻書、讀書、教書等活動進行文化研究、積累、創造、傳播的必然結果。它源出於唐代私人治學的書齋與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門，是中國知識分子享受新的印刷技術，在儒佛道融合的文化背景下，新創立的一種文化教育組織。

從唐代民間和官府書院的出現，歷經五代、宋、元、明、清的發展，神州大地先後出現過七千餘所書院，成為讀書人文化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詔令改書院為學堂，走過千餘年的發展歷程。

書院之名始於唐玄宗時，其起源有官民兩途。民間書院源出於讀書人個人的書齋。與書齋不同的是，書院向社會開放，成為公眾活動的場所，儒生、道士、和尚等皆可出入其間。由私密而公眾，這是書齋與書院的分野。官府的麗正、集賢書院，由朝廷整理圖書典籍的機構脫胎而來，設有學士、直學士、侍講學士、修撰、校理、知書、書直、寫御書、拓書手、裝書直、造筆直等職，集藏書、校書、刊書、講書等於一體，以學術文化事業為主，而無具體的政務，這就是作為官府的書院與一般政府職能部門的區別所在。

唐五代時期，文獻記載的書院只有70所，在中國書院發展史上，只能作起始階段。從民間讀書人的書齋和朝廷整理經史典籍的官衙中脫胎出來的書院，帶着官民兩種傳統，並在兩者的關愛和影響下，發育成長起來，具有其作為文化教育機構的初期形態。

兩宋時代書院受到重視，創建711所。南北宋書院的發展各有特點，北宋以「天下四大書院」為代表，分別是嵩陽書院與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睢陽書院，強化教育教學功能，書院作為學校的一種，得到社會的認同；張栻、朱熹、呂祖謙、陸九淵在「南宋四大書院」的講學，帶來了學術的繁榮昌盛，使學術與書院的一體化得以完成；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通行天下，更有典範作用，從此書院與教育、學術結合，形成魅力無限的文化人格特徵，影響着中國一代又一代的讀書人。

明代江南四書院，清代的省城書院，地方特色書院等，它們作為旗幟，可以指引發展方向；作為尺規，可以揭示時代追求；作為代表，可以體現文化內涵的豐富多彩。

書院不僅是一個教育機構，它還是一個文化組織。講學、藏書、祭祀作為書院的三大事業，歷來受到重視；但以往的注意主要集中在教學，多以教育的視野而將其定位於服從教學的活動。但在文化研究、創造的成分更大；而且藏書是一種文化積累，師生借閱是圖書流通，屬於文化的傳播，如果用以著書立說，則又有了研究、創造的因素。此外，祭祀在為生徒樹為榜樣的同時，又傳遞着學術追求的資訊，反映當地的學風和各個時代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