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的出现是书籍大量流传于社会之后，读书人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读书、教书等活动进行文化研究、积累、创造、传播的必然结果。它源出于唐代私人治学的书斋与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是中国知识分子享受新的印刷技术，在儒佛道融合的文化背景下，新创立的一种文化教育组织。

从唐代民间和官府书院的出现，历经五代、宋、元、明、清的发展，神州大地先后出现过七千余所书院，成为读书人文化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诏令改书院为学堂，走过千余年的发展历程。

书院之名始于唐玄宗时，其起源有官民两途。民间书院源出于读书人个人的书斋。与书斋不同的是，书院向社会开放，成为公众活动的场所，儒生、道士、和尚等皆可出入其间。由私密而公众，这是书斋与书院的分野。官府的丽正、集贤书院，由朝廷整理图书典籍的机构脱胎而来，设有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校理、知书、书直、写御书、拓书手、装书直、造笔直等职，集藏书、校书、刊书、讲书等于一体，以学术文化事业为主，而无具体的政务，这就是作为官府的书院与一般政府职能部门的区别所在。

唐五代时期，文献记载的书院只有70所，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只能作起始阶段。从民间读书人的书斋和朝廷整理经史典籍的官衙中脱胎出来的书院，带着官民两种传统，并在两者的关爱和影响下，发育成长起来，具有其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初期形态。

两宋时代书院受到重视，创建711所。南北宋书院的发展各有特点，北宋以“天下四大书院”为代表，分别是嵩阳书院与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睢阳书院，强化教育教学功能，书院作为学校的一种，得到社会的认同；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在“南宋四大书院”的讲学，带来了学术的繁荣昌盛，使学术与书院的一体化得以完成；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通行天下，更有典范作用，从此书院与教育、学术结合，形成魅力无限的文化人格特征，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明代江南四书院，清代的省城书院，地方特色书院等，它们作为旗帜，可以指引发展方向；作为标尺，可以揭示时代追求；作为代表，可以体现文化内涵的丰富多彩。

书院不仅是一个教育机构，它还是一个文化组织。讲学、藏书、祭祀作为书院的三大事业，历来受到重视；但以往的注意主要集中在教学，多以教育的视野而将其定位于服从教学的活动。但在文化研究、创造的成分更大；而且藏书是一种文化积累，师生借阅是图书流通，属于文化的传播，如果用以著书立说，则又有了研究、创造的因素。此外，祭祀在为生徒树为榜样的同时，又传递着学术追求的信息，反映当地的学风和各个时代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