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书院的分布范围，主要是东亚、东南亚这一传统的中国文化圈内，如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在意大利、美国也有书院建立。如果说书院在东亚、东南亚流传是因为传统的东方文化的培植，那么它在欧美的立足则说明在西方文化圈中它们也可保持强大的生命力。

海外书院的创建者，有寓居海外的华人，而绝大多数是外国人。外国人之所以移植中国书院于其国土之上，概而言之，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吸收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将其视作一种传播文化的管线与渠道，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它本身也成为当地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完全本土化，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朝鲜半岛，其次是日本。二是想将其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渠道，实践者则是外国传教士。

走出国门的书院，从本质上讲，只是这一制度的输出或者说移植，它和国内书院血脉相承，其基本的文化功效保持不变。但由于受移植时代、移植地区、移植人及其移植动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它和本土的书院又有着很多区别。

朝鲜书院

李氏朝鲜世宗元年（1419年，明永乐十七年），颁布褒奖私置书院的教令，标志着中国书院制度的东传。从此，到高宗八年（1871年，清同治十年）撤废书院止，四百五十余年间，朝鲜创建书院的总数，1965年统计为670所，1979年统计为903所，其数甚大，遍布半岛。

由于文化土壤不同，移植到朝鲜的书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首先，书院负有教学与奉祀先贤的双重使命，甚至奉祀先贤比教学更为重要，这与以教学为主的中国不同。第二，奉祀对象与中国以学术贡献为唯一或主要标准不同，兼及有事功成就者，共有一千三百余人，其中中国先贤19人。第三，书院讲学以朱子学派为宗主，对当时盛行于中国的阳明心学、干嘉汉学基本采取排斥的态度，学术上有着相对的保守性。第四，书院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经济势力强大，拥有大量院田、院奴。这既造就了书院昌盛，也是高宗后来撤废书院的主要原因。

日本书院

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制度，也传到了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但毕竟不同于“国家文物典章悉仿中朝”的朝鲜，日本并未全面推行书院制度。最初，日本“书院”指一种建筑样式，又叫做“书院造”。到江户时代，随着传入朱子学、阳明学，中国“书院”的概念才在学者中流传。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家光时代末（约1640年）开始，创建了七十所以上作为各类学校性质的书院。明治维新之后，书院作为学校淡出历史，但出现了很多至今还很活跃的作为出版机构的书院。而且，随着留学东瀛成为时尚，书院又成为接纳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机构。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日本人把书院办到了中国本土，上海东亚同文书院（1900—1945年）招日本各府县学生，厦门东亚书院（1899—1910年）和旭瀛书院（约1908—1932年）等。

华侨书院

寓居海外的华人，因为侨居异国他乡，在异族文化的氛围中，常有一种飘浮无根之感，对母体文化有着一种执着的依恋，于是就兴办起很多以传播中华文明为首务的华侨书院。

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明诚书院创建于1729年，时在清代雍正七年，要算最早的华侨书院。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五福书院（1819年）、南华书院，吉隆坡的陈氏书院，新加坡的萃英书院（1854年）、养正书院，美国旧金山（今洛杉矶）的大清书院等，都很有名。

文化的双向传导是华侨书院的显著特点。首先，华侨创建书院的主要目的是使侨胞及其子弟不忘根本，教学以传授儒家文化知识，发扬中华文明于海外为主要任务，因此它和本土书院没有太多区别。其次，基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又要求华侨适应当地文化，获取谋生的本领。这样，华侨书院的学习内容，除了儒家文化之外，又有侨居地区的语言文化知识等。因此，华侨书院又成为吸收海外文明的管道，成为联系中外文化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