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是中國文人詩衰落而民歌獨放異彩的時代。「樂府之豐富了漢代詩歌，簡直是使荒漠變成了花園」。（余冠英《樂府詩選序》）以樂府詩為主體的「建安風骨」，成為後世詩歌創作的典範和詩歌革新的旗幟。漢魏樂府還在詩歌形式的創造和發展上，作出了巨大貢獻。

保存在《詩經》中的周代民歌，開創了中國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它的主要特點是「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意思是歌唱人民的生活和勞動，表現人民的思想感情。漢樂府的主體是民歌，它的主要特點是「感於哀樂，緣（因為）事而發。」（《漢書‧藝文志》）它繼承並發展了《詩經》的現實主義傳統，廣泛而深刻地反映當時的社會生活，充分表達當時人民的苦與樂、愛與恨，成為歷史的鏡子。

在漢代以前，中國詩歌基本上只有四言詩和騷體詩兩種形式。直至漢魏樂府面世後，詩歌形式才出現了多元發展的格局，有三言、四言、騷體、五言、七言、雜言六種詩體。《詩經》中雖然也有一些雜言詩，但句式變化不太多。在漢魏樂府中，雜言詩蔚為大觀，從一字句到十字句，應有盡有。經南朝宋代詩人鮑照的發展，形成以七言為主的雜言歌行體，李白的代表作《將進酒》、《蜀道難》就是這種詩體的極致。漢樂府出現之前，中國沒有完整的五言詩，由於樂府的發達，五言詩才得以建立起來。《孔雀東南飛》和建安詩歌，標誌着五言詩的成熟，並取代了四言詩和騷體詩的地位。七言詩經歷了漫長的醞釀過程，到建安時期才出現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詩——曹丕的《燕歌行》。又經過近四百年，到唐代七言詩才發展成熟。從此，五言詩和七言詩相得益彰，成為中國詩歌的主要形式。

漢樂府之後，曹操開始用樂府古題寫時事，曹植更開始創作自擬新題的樂府新歌，再到杜甫，創作「即事名篇」的新題樂府，終於在唐代中期出現了白居易倡導的新樂府運動。由此可見，漢魏樂府對後世詩歌的影響愈來愈顯著，成為後世詩歌的楷模，而「緣（因為）事而發」的創作精神，則一脈相承。

漢魏樂府中有不少敍事詩，都用對話或獨白來鋪排情節，塑造人物。此外，還有細節描寫、心理刻畫和景物烘托等手法，使敍事詩富有濃厚的抒情色彩。這些藝術手法，在後世的敍事詩中多有繼承與發展。後世許多著名詩人，都自覺地向漢魏樂府學習，如西晉陸機、南朝宋代謝靈運都源出曹植，西晉潘岳、劉琨都源出王粲。後世不少名篇，都可以在漢魏樂府中找到源頭，如李白《戰城南》可溯源於漢樂府《戰城南》；杜甫《無家別》可溯源於漢樂府《十五從軍征》等等，不勝枚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