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中国文人诗衰落而民歌独放异彩的时代。“乐府之丰富了汉代诗歌，简直是使荒漠变成了花园”。（余冠英《乐府诗选序》）以乐府诗为主体的“建安风骨”，成为后世诗歌创作的典范和诗歌革新的旗帜。汉魏乐府还在诗歌形式的创造和发展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保存在《诗经》中的周代民歌，开创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它的主要特点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意思是歌唱人民的生活和劳动，表现人民的思想感情。汉乐府的主体是民歌，它的主要特点是“感于哀乐，缘（因为）事而发。”（《汉书‧艺文志》）它继承并发展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充分表达当时人民的苦与乐、爱与恨，成为历史的镜子。

在汉代以前，中国诗歌基本上只有四言诗和骚体诗两种形式。直至汉魏乐府面世后，诗歌形式才出现了多元发展的格局，有三言、四言、骚体、五言、七言、杂言六种诗体。《诗经》中虽然也有一些杂言诗，但句式变化不太多。在汉魏乐府中，杂言诗蔚为大观，从一字句到十字句，应有尽有。经南朝宋代诗人鲍照的发展，形成以七言为主的杂言歌行体，李白的代表作《将进酒》、《蜀道难》就是这种诗体的极致。汉乐府出现之前，中国没有完整的五言诗，由于乐府的发达，五言诗才得以建立起来。《孔雀东南飞》和建安诗歌，标志着五言诗的成熟，并取代了四言诗和骚体诗的地位。七言诗经历了漫长的酝酿过程，到建安时期才出现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曹丕的《燕歌行》。又经过近四百年，到唐代七言诗才发展成熟。从此，五言诗和七言诗相得益彰，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汉乐府之后，曹操开始用乐府古题写时事，曹植更开始创作自拟新题的乐府新歌，再到杜甫，创作“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终于在唐代中期出现了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由此可见，汉魏乐府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愈来愈显著，成为后世诗歌的楷模，而“缘（因为）事而发”的创作精神，则一脉相承。

汉魏乐府中有不少叙事诗，都用对话或独白来铺排情节，塑造人物。此外，还有细节描写、心理刻画和景物烘托等手法，使叙事诗富有浓厚的抒情色彩。这些艺术手法，在后世的叙事诗中多有继承与发展。后世许多著名诗人，都自觉地向汉魏乐府学习，如西晋陆机、南朝宋代谢灵运都源出曹植，西晋潘岳、刘琨都源出王粲。后世不少名篇，都可以在汉魏乐府中找到源头，如李白《战城南》可溯源于汉乐府《战城南》；杜甫《无家别》可溯源于汉乐府《十五从军征》等等，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