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海上絲綢之路，獲益最大的是亞歷山大城，由紅海運來的中國絲綢一般不再經敍利亞的腓尼基工廠（西頓、推羅等）加工，而直接進入亞歷山大城的絲織工廠加工染織，這更加促進埃及其他工業（玻璃、紙草、亞麻織品）的發展。亞歷山大城已成為非洲北部第一大港口，它的多個碼頭連接起來有14公里長。商船隊來往各海洋連接成一個商業網，產品運銷羅馬帝國各省。

中國四世紀史學家魚豢著的《魏略‧西戎傳》關於大秦（埃及）的描寫有數百字之多。非親歷者恐怕很難作如此詳細的記述。雲集於亞歷山大城的東方商人可能包括有中國商人。羅斯托夫采夫認為東方商人在埃及工業活動中佔重要地位，甚至擠走了意大利商人，後者不得不撤到意大利半島本土。東方商人以埃及商人（包含本土化的希臘人）為主，包括印度人、波斯人、南阿拉伯人、敍利亞人、斯基泰人，可能還有中國商人。亞歷山大城的批發商、零售商、船主和運輸商一般都成立了聯合組織，名目繁多，有個體經營的，也有以規模巨大、資金雄厚的貿易公司為基礎的。海上商業是最賺錢的行業，東方富商都居住在離海不遠的主要商道上。從埃及港口出發，駛出紅海的商船進入印度洋開始逐漸增多。有些商船沿着印度西岸南下並繞過科摩林角，最終停泊在印度東海岸（黃支國）或斯里蘭卡（已程不國），以直接收購絲綢和其他的中國和東南亞的貨物。

公元最初三個世紀，海道初通，東方西方尚未建立正式關係，商人受商業利益驅動，總是充當歷史不自覺工具。中國商人也曾如法炮製假充本國使節到大秦。早在公元前34年中國人就出現在埃及的國賓大廳。德國著名傳記作家路德維希在《風流與強權──一個真實的埃及豔后》一書中有記錄。又據羅馬史書記載，公元274年羅馬皇帝奧勒良（公元270—275年）在羅馬城舉行「平叛」慶典，會上出現了從中國、印度、衣索比亞、阿拉伯、波斯派來的使臣，全部「穿着耀眼的無比華貴的服裝」，中國史書卻無此記載，很可能是商人冒充頂替。

幾個世紀來，黃金從尼羅河三角洲滾滾流入羅馬。賦稅繁重、穀物過度榨取、內訌不已的羅馬皇帝遠征和大屠殺，使埃及背負着沉重負擔。公元263年羅馬內戰，爭奪亞歷山大城的巷戰使這座名城大部分成為廢墟，動搖了亞歷山大城的國際貿易中心地位。三世紀羅馬的經濟危機導致對紅海通道控制削弱，但紅海貿易的利潤仍極具吸引力。此時蓄勢待發的衣索比亞高原國家阿克森姆迅速崛起，利用它在紅海西岸港口阿杜利斯的中轉優勢，先是截斷羅馬的紅海貿易，繼而又與南阿拉伯人（葉門）一起控制了紅海兩岸地區，使亞歷山大城從海上航線獲得絲綢數量一度銳減。

阿克森姆的精明商人很快便理解絲綢在紅海貿易的重要性，通過來往於印度的商船，取代埃及商人，充當了中國絲綢貿易仲介商的角色，也走上同中國開展貿易的軌道。阿杜利斯港本身擁有一項出口品王牌──非洲象牙極其有利於它扮演新的角色。非洲象牙比亞洲象牙品質上乘，貨源充足，獲得東亞商人喜愛。阿杜利斯成為中國商人獲取非洲象牙的最早貨源供應地。非洲產的「雙角犀」的犀角也是中國商人喜愛的俏貨。

不管怎樣，公元二至三世紀非洲可能有了第二個國家開始與中國接觸。阿克森姆還起了另外一種更值一提的作用，由於它控制了紅海口的曼德海峽和亞丁灣，又從海口分出一條向東向南的航線，沿索馬里海岸航行於東非海域，這條航線為後世中國商人開展東非海岸的生意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