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的文化交流至二十世紀進入極盛時期。前半世紀是中國人嚮往和引進俄蘇文化，尤其是馬列的革命思想。此外，俄國十月革命後出現了「以俄為師」的浪潮，中俄之間開始了以新文化為內容的交流。

俄國十月革命後，1918年夏，孫中山致電列寧和蘇維埃政府祝賀俄國革命勝利，指出：「因為有了俄國革命，世界人類便生出了一個大希望。」電文在中國報刊披露了列寧的名字。同年，上海大同書局的《勞動月刊》刊登《列寧傳略》。從十月革命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計譯載《偉大的創舉》等列寧著作十多種。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5月5日在延安成立馬列學院，從1938至1942年，在延安翻譯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叢書》、《列寧選集》和《史達林選集》。1949年6月成立中央俄文編譯局，既譯出馬列著作，也培養了俄語人才。

中俄之間開始了以新文化為內容的交流：派出留學生、記者和各方面文化人到莫斯科考察。1920年8月，毛澤東、何叔衡等人在湖南發起組織「俄羅斯研究會」和留俄勤工儉學，一批革命青年在1921年到達蘇俄學習。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有一批青年秘密赴俄。孫中山實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後，又派出大批青年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最早去蘇俄訪問的是記者瞿秋白。他1921年初到1922年底旅蘇兩年，實地考察了新俄羅斯的社會，採訪及寫作，寄回多篇通訊在《晨報》發表。三十年代起陸續有一些記者訪蘇。

二十世紀初至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引進俄蘇文學掀起過兩次熱潮。第一次在十月革命後，從五四運動至北伐戰爭。中國人對蘇俄產生極大興趣，把譯介俄蘇文學當作「盜天火給人類」的神聖事業。俄羅斯文學翻譯的數量激增，在外國文學翻譯中的比重急劇上升，並居首位。這個階段的翻譯家，主要有魯迅、瞿秋白、郭沫若、沈雁冰（茅盾）等。

第二次熱潮在抗日戰爭期間，除堅持翻譯蘇聯文學，尤其是抗戰文學外，俄羅斯古典作家的名著都出了中譯本。這時期，堅持翻譯蘇聯文學，尤其是抗戰文學。在延安有柯涅楚克的劇本《前線》（蕭三譯）、別克的《恐懼與無畏》（愚卿譯）等。此外，俄羅斯古典作家的名著都出了中譯本，如普希金的《歐根‧奧涅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