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
(1840-1894)
民国成立至南京十年(最新)
(1912-1937)
近代港澳沧桑
(1840-1949)
抗日战争
(1931-1945)
内战与新中国成立
(1945-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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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是近代中国紧接洋务运动的另一次革新,时间虽短,仍具重要意义。

戊戌变法试图扭转列强宰割中华大地的局面,其爱国意义诚值肯定。同时,戊戌维新也尝试第一次从政治体制着手改良,其进步意义更为明显。从君主独裁专制转为君主立宪,由落后的小农经济而转事资本主义经济,确是中国千年未有之变革。这样的巨变有其过程,每次变革都为后来者奠定基础。1901年起,清政府全面推行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新政内容都类似戊戌变法,故戊戌变法可谓晚清新政的先声。同时,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但启蒙了后人思想,证明了在专制制度下不可能自上而下改良,曝露出清廷的不可救药,推动了后来孙中山先生等的反清革命。

日本与中国都是亚洲国家,近代都受到欧美列强侵略,都推行过改革,为何同样进行维新却一成一败呢?

答案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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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维新的成绩则不容忽视,其中政变后幸获保留的京师大学堂对后世贡献尤大。图为1901年京师大学堂教职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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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大学堂旧址现貌及今日的北京大学西门。戊戌变法期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后来发展成为北京大学,深深地影响了整个中国。北京大学百多年来为中国培养一代又一代的社会精英,目前仍是中国的顶尖学府, 影响力至今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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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强调广开言路、重视出版,变法前已带起了办报、出版的风潮。变法失败后,这股风气依然持续,助益近代中国的新闻和出版事业。图为狄楚青及二十世纪初期上海的时报馆。狄楚青是康有为的弟子,1904年于上海创办《时报》,是维新派的主要代言报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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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及清末上海商务印书馆发售处。戊戌维新带起了出版风气,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出版事业。张元济为进士出身,曾出仕清朝,戊戌年间积极参与维新,政变后遭革职,后全心投入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书馆在他主持下大为发展,影响力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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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企业家朱志尧及其创办的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戊戌维新倡导兴办实业,对一些企业家起到鼓励作用。朱志尧支持这项主张,并在维新期间刊办以传播西方科学为主的《格致新报》。他1902年于上海筹办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并于1906年开始造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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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力倡振兴商务实业,包括广开口岸以利通商,这些措施许多在晚清新政中得到推行。图为清末上海南京路,当时上海为中国的重要商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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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重视铁路建设,曾提出修筑芦汉、粤汉、沪宁等几条重要铁路。到了清代的最后十年,铁路建设成风。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也是由兴建铁路而发生的“保路运动”所燃点。图为1907年粤汉铁路的行车时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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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操练中的军队。戊戌变法要求各将军、督抚切实裁减冗兵弱兵,编练新兵。变法后军事革新之风日盛,影响到晚清最后十年的全面军事改革。同时,维新思想也在军队中开始形成,1898年清军中已出现第一个学会组织。1911年的辛亥武昌起义,正是由新军中一些进步军官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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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刺激革命派加紧反清。政变后孙中山即策划新行动,并于1900年发动惠州起义。图为1900年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合影,右一为孙中山,左三站立者为宫崎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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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滔天同情中国的维新和革命。1898年戊戌政变后,他曾到香港迎接康有为赴日本。他1897年结识孙中山后,就成为孙中山革命的长期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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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将部分维新派成员推向革命派。图为1901年春孙中山与部分自立军骨干人物在日本合影,左起:尢列、唐才常之弟唐才质、孙中山、秦力山、沈翔云。唐才质、秦力山、沈翔云皆参加过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1900年自立军失败后加入孙中山的革命阵营。戊戌政变令支持清朝改革和反清革命这两股力量此消彼长。

日本与中国都是亚洲国家,近代都受到欧美列强侵略,都推行过改革,为何同样进行维新却一成一败呢?

这是个很大的学术课题,一言难尽,下面只能提供讨论框架:一、国情不同:中国地广人众,专制传统为全球之最,包袱积重难返;日本为小岛国,虽也存在专制统治,但政治改革、经济发展较易奏效。二、领导不同:中国洋务运动的领导者缺乏全盘改革眼光,维新运动时虽有光绪帝和维新派推动改良,但无实权,也缺乏社会启蒙基础;日本明治天皇及一众臣僚具备推动全面改革的实权,且有福泽谕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领袖。三、阻力不同:中国吏治败坏,守旧势力强大,处处阻挠改革;日本明治维新前即打倒以幕府为首的旧势力,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四、敌手不同:中国自1840年至1898年,经过多次对外战争失败,已被外国列强牢牢控制,难以更张;日本主要受美国入侵,而美国本土有内战羁绊,又忙于拓展美洲,难以全力东顾。

本专题主要图片来源:FOTOE(图1-8、10)、视觉中国(图2)、其他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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