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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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5-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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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等的维新主张,得到光绪帝老师翁同龢的支持,并将其《应诏统筹全局折》等转呈光绪帝御览。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旋召见康有为议事。自此在一百零三天内,新政措施陆续颁行,史称“百日维新”,又因岁次戊戌,故又称“戊戌维新”。

康梁变法内容大致如下:政治上,师法日本行君主立宪,撤并闲散重叠之衙门及裁减冗官,允许官民上书言事,广开言论,解除报禁;军事上,裁撤绿营军兵,遣散冗兵,用新法训练陆军;经济上,设路矿总局、农工商总局及各省商务局,提倡兴办实业,创立商会、农会;文化教育方面,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取消各地书院,改设新式学堂(如创办京师大学堂及地方中小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刊,准许自由创立报馆与学会。

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均系清中叶以后朝廷内部发起的学习西方之重大事件,能否从推行动机及改革重点,比较两者的异同?

答案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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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败,列强瓜分中国之祸燃眉,光绪帝急欲挽救危局,乃下速变、全变之改革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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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及其行书四屏。翁同龢,清代后期学者、书画名家,为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甚得光绪帝信任。他曾支持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主张,并将其《应诏统筹全局折》等前后“上清帝七书”陆续转呈光绪帝御览,增强光绪帝的变革决心。戊戌变法开始后不久,即遭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所罢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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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师法日本明治维新。图为1898年初康有为向光绪帝所呈的《日本变政考》,记日本1868年至1890年间的改革过程,于日本宪政革新着墨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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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年初康有为向光绪帝呈《应诏统筹全局摺》,提出具体变法措施,并强调「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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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左),开首即强调变法自强:“上谕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当时的《京报》亦有刊出诏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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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仁寿殿今貌。康有为官职不高,受体制所限,光绪帝于1898年6月16日才能在仁寿殿亲自接见他,商谈维新事宜。这是二人首次会面,亦是唯一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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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国是诏》颁布后,涉及行政、经济诸多方面的新政措施陆续推行。当中教育是戊戌变法的重要内容,要将所有传统书院、祠庙、义学、社学等一律改为兼习中西的学堂。同时设立京师大学堂(见图),孙家鼐为学堂首任管理学务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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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北京国子监街三号是乾隆进士徐廷芳的老宅,现为北京松堂斋民间雕刻博物馆。戊戌变法时,维新派曾在此商谈变法事宜,故政变发生后曾被查抄。维新派要员之一谭嗣同曾在这里亲书“气象维新”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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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7月,谭嗣同在其家书上提到:“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字里行间,显示出对维新的前景十分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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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目的在强国救国,但为顽固守旧势力所不容。1898年8月,谭嗣同的同学兼好友、积极支持维新的唐才常,写信给他们的老师欧阳中鹄,信中提到“康梁为海内所攻,其可危之状,诚如钧谕所云”,可见实情绝不乐观。不久,顽固势力反击,维新派大祸临头。

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均系清中叶以后朝廷内部发起的学习西方之重大事件,能否从推行动机及改革重点,比较两者的异同?

洋务运动从1860至1894年推行了三十四年有余,而戊戌维新仅实施了一百零三天。后者抱负未能充分施展,只能从维新派主张及后来清末新政所袭其余绪略加分析:第一,推行动机。两次运动均有图强富国、维护清廷统治的一面。唯洋务运动重在对付民变和抵抗外来侵略,全力巩固清之统治,不思政治改革;而戊戌变法则试图仿效日本明治维新,施行全面之政治改革,但仍保留清室之统治。第二,改革重点。两次运动均留意学习西方,发展经济实业和科学技术,但洋务运动只局限于学习欧美之科技,兴办各种实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则毫无所涉;维新运动则重视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政治上行君主立宪,并以此来带动经济、军事及文化教育等方面之改革。

本专题主要图片来源:FOTOE(图2、7、8)、视觉中国(图6)、其他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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