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

“新史学”中的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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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通义》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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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所撰的《文史通义》,是一部重要的史学理论专著,主张“考索”、“义理”并重,强调学术研究不能脱离实际,应当经世致用,为后世史学研究开辟了新角度。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梁启超、何炳松、李守常等人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主要人物。

 

章学诚(1738-1801年) ,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少时不喜欢章句之学,有志于史,曾两次应试不第,25岁时入国子监读书,后师事著名学者朱筠与史学家邵晋涵、洪亮吉等共事。39岁时起任国子监典籍,主讲定州定武书院,并主修《永清县志》。41岁中进士,但未获官职。后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助他修撰《湖北通志》、《续资治通鉴》等。

 

章学诚认为史家必须具备“史德”,“史德”是指“著书者之心术”,即要求历史学家能够如实地观察事物,客观地加以记载,不得凭私意而褒贬。“欲为良史”者的基本条件,就是史德。章学诚亦倡导写地方志,认为方志是以地区为中心的史书,应以记载历史文献为主,而不在于考究地理沿革。他强调方志可以与国史相辅翼,主张把国史建筑在地方志书的基础上。

 

其实章学诚在生时,除了刊印过由他编修的几部方志外,其他多未刊行,不少遗稿已渐次亡佚,例如《校雠通义》缺一卷,《史籍考》仅存书目。他曾将自己所存文稿委托王宗炎代为校订编次,但整理后亦不曾出版。近代著名藏书及刻书家刘承干加以补辑,于1922年刊为《章氏遗书》,当中包括有《文史通义》内篇六卷、外篇三卷。另有章氏次子章华绂于1932年另行编印的本子,有《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及《校雠通义》三卷。

 

《文史通义》是章学诚一生的心血结晶,撰写时间长达三十余年,章氏去世时还未编成定本。这书是继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撰《史通》之后,最重要的一部史学理论专著,书中表达了卓越的识见。后世把章学诚与刘知几相提并论,并非过誉。

 

《文史通义》没有一定体例,书中文史并论,但较侧重于史,主张“考索”、“义理”并重,强调学术研究要实用。章学诚的文史主张,首先是提倡“六经皆史”之说,认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

 

其次,这书把史籍区分为撰述与记注两类。“撰述”或称“著述”,是指有观点、有资料、有分析的著作;“记注”或称“比类”,即资料纂辑。两者相辅为用,而较看重撰述。再者,是探讨史著的内容和体例,他提倡编修通史,又认为史书的体例是不断变化的,主张改革纪传体史书,“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列,而删书志之名。”

 

新史学新观点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时代改变,以及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冲击,中国传统史学逐渐式微。随着二十世纪到来,史学研究和著述展现崭新面貌。著名启蒙思想家、言论家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新史学》,猛烈批评几千年来的中国旧史学,同时提出较具系统的新史学观点。他认为历史学对于发扬民族主义和建立近代国家,有很重要的作用,新的历史学应当是“敍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梁启超在他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为数颇多的中国史论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以历史进化论为指导,全面评价三千年来的中国思想史。其后,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为中国的新史学奠定基础。在此前后史学界普遍对新史学的主张作出回应,并且产生一批章节体著作,重新检视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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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丛报》,广州黄埔区长洲岛辛亥革命纪念馆藏。(图片提供:杨兴斌/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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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现代著名史学家及教育家何炳松,翻译美国鲁滨生(J.H.Robinson)著《新史学》(1924年),把西方的新史学介绍到中国;李守常(大钊)著《史学要论》(1924年),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端。即是说,现代中国史学的主要流派,在二十世纪前期已经启程,且成系统,互较雄长。关于史学的著译专书,除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外,还有史学史著作,如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1944年)等。

 

历史教学方面的论著亦不宜忽略。较早有著名史学家、文献学家郑鹤声编著《中学历史教学法》(1936年),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史学家王德昭编著《怎样教历史》(1951年)等,其后有赵恒烈著《历史教材教法举要》(1988年)、金相成主编《历史教育学》(1994年)等,各自按照本身的环境、条件和学生需要,编写历史课程的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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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载日期:
2023年0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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