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史學家章學誠所撰的《文史通義》，是一部重要的史學理論專著，主張「考索」、「義理」並重，強調學術研究不能脫離實際，應當經世致用，為後世史學研究開闢了新角度。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梁啟超、何炳松、李守常等人成為中國史學研究的主要人物。

章學誠（1738-1801年） ，字實齋，浙江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少時不喜歡章句之學，有志於史，曾兩次應試不第，25歲時入國子監讀書，後師事著名學者朱筠與史學家邵晉涵、洪亮吉等共事。39歲時起任國子監典籍，主講定州定武書院，並主修《永清縣志》。41歲中進士，但未獲官職。後入湖廣總督畢沅幕府，助他修撰《湖北通志》、《續資治通鑑》等。

章學誠認為史家必須具備「史德」，「史德」是指「著書者之心術」，即要求歷史學家能夠如實地觀察事物，客觀地加以記載，不得憑私意而褒貶。「欲為良史」者的基本條件，就是史德。章學誠亦倡導寫地方志，認為方志是以地區為中心的史書，應以記載歷史文獻為主，而不在於考究地理沿革。他強調方志可以與國史相輔翼，主張把國史建築在地方志書的基礎上。

其實章學誠在生時，除了刊印過由他編修的幾部方志外，其他多未刊行，不少遺稿已漸次亡佚，例如《校讎通義》缺一卷，《史籍考》僅存書目。他曾將自己所存文稿委託王宗炎代為校訂編次，但整理後亦不曾出版。近代著名藏書及刻書家劉承幹加以補輯，於1922年刊為《章氏遺書》，當中包括有《文史通義》內篇六卷、外篇三卷。另有章氏次子章華紱於1932年另行編印的本子，有《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及《校讎通義》三卷。

《文史通義》是章學誠一生的心血結晶，撰寫時間長達三十餘年，章氏去世時還未編成定本。這書是繼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撰《史通》之後，最重要的一部史學理論專著，書中表達了卓越的識見。後世把章學誠與劉知幾相提並論，並非過譽。

《文史通義》沒有一定體例，書中文史並論，但較側重於史，主張「考索」、「義理」並重，強調學術研究要實用。章學誠的文史主張，首先是提倡「六經皆史」之說，認為「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於史。」

其次，這書把史籍區分為撰述與記注兩類。「撰述」或稱「著述」，是指有觀點、有資料、有分析的著作；「記注」或稱「比類」，即資料纂輯。兩者相輔為用，而較看重撰述。再者，是探討史著的內容和體例，他提倡編修通史，又認為史書的體例是不斷變化的，主張改革紀傳體史書，「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增圖譜之列，而刪書志之名。」

新史學新觀點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由於時代改變，以及西方史學理論和方法的衝擊，中國傳統史學逐漸式微。隨着二十世紀到來，史學研究和著述展現嶄新面貌。著名啟蒙思想家、言論家梁啟超於1902年發表《新史學》，猛烈批評幾千年來的中國舊史學，同時提出較具系統的新史學觀點。他認為歷史學對於發揚民族主義和建立近代國家，有很重要的作用，新的歷史學應當是「敍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梁啟超在他主編的《新民叢報》上，發表了為數頗多的中國史論文，《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以歷史進化論為指導，全面評價三千年來的中國思想史。其後，著《中國歷史研究法》和《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為中國的新史學奠定基礎。在此前後史學界普遍對新史學的主張作出回應，並且產生一批章節體著作，重新檢視中國歷史。

另一方面，現代著名史學家及教育家何炳松，翻譯美國魯濱生（J.H.Robinson）著《新史學》（1924年），把西方的新史學介紹到中國；李守常（大釗）著《史學要論》（1924年），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開端。即是說，現代中國史學的主要流派，在二十世紀前期已經啟程，且成系統，互較雄長。關於史學的著譯專書，除基礎理論、研究方法外，還有史學史著作，如金毓黻著《中國史學史》（1944年）等。

歷史教學方面的論著亦不宜忽略。較早有著名史學家、文獻學家鄭鹤聲編著《中學歷史教學法》（1936年），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主任的史學家王德昭編著《怎樣教歷史》（1951年）等，其後有趙恒烈著《歷史教材教法舉要》（1988年）、金相成主編《歷史教育學》（1994年）等，各自按照本身的環境、條件和學生需要，編寫歷史課程的教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