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文化方面亦灿然可观。刘知几著《史通》，是第一部史评；杜佑著《通典》，是第一部典制通史。两个第一，充分表现了唐代史学的成就。

刘知几（公元661-721年）是杰出的历史学家，20岁举进士，武则天时任著作佐郎、左史等职，兼修国史，其后参与纂修《则天皇后实录》，主张善恶必书，不曲笔为武后歌功颂德，与监修武三思等发生争执，愤而辞职，不久重入史馆。唐玄宗时，官至左散骑常侍。他为人刚直不阿，著述甚多，参与编写的史书有《高宗实录》、《中宗实录》、《则天皇后实录》等，自撰的史书有《刘氏家乘》、《史通》等。

《史通》的编撰，约在公元702至710年。此书面世之前，中国已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历史学家，史书多达八百多部以上，总结前人的著史经验是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刘知几担任史职二十多年，博览群书，当时李、武集团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他眼见政治、社会弊病，希图改革，逐渐形成自己的一套史学观点，于是在公事之余私撰《史通》，对历来的史学作了系统性的评论。

《史通》20卷，原有52篇，今存49篇，分为两个部分：一、内篇10卷，包括〈六家〉、〈二体〉、〈载言〉、〈本纪〉共36篇，内容多论史学源流、体例和编撰方法，另有〈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已亡佚，仅存篇目。二、外篇10卷，计有〈史官建置〉、〈古今正史〉、〈疑古〉等12篇，内容多论史官建置的沿革和史书的得失。

刘知几把以往的史书，按其著作的源流分为《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和《汉书》“六家”，又指“编年”、“纪传”二体作为史家的正体，称为“正史”，其他旁流则称为“杂述”。书中指出私人撰史的优越性，史固不能不用文来表达，但文和史的性质及作用各有不同，史学应该脱离文学而独立。

刘知几强调历史家要有科学的修养、公正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必须具备“三长”即才、学、识三个条件；“史才”指史家的才干能力，“史学”指史家的知识学问，“史识”指史家的观点笔法，“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史通》推动了史学的发展，一千多年来备受重视。

中唐以后，开始出现旨在“通变”和“致用”的通史，杜佑的《通典》，确立了与纪传、编年并立的“政书”体裁。杜佑（公元735-821年），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出身官宦之家，历任财政职务，官至司徒、同平章事，即宰相地位。他以富国安民为己任，熟悉经济、政治等典章制度，对社会弊病也有所了解，并企图加以改革。用了36年时间撰成《通典》，今本有200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总共一千五百余条。

《通典》成书以后，大传于时，评价很高，影响深远。综合有关资料，分门别类，收会通之效，为史书编纂开辟了新途径。后来马瑞临的《文献通考》等巨著，都是沿袭《通典》的体例编成。杜佑强调著者旨在“经世”、“致治”，《通典》多处表现出历史进化的观点，书中又引用了很多第一手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通典》的内容综合各代，而较详于唐代，包罗丰富，考订详确。在敍述典章制度沿革和变化的同时，强调“古今既异，形势亦殊”，如果“欲行古道，势莫能遵。”作者又认为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而“农者有国之本也”，所以首列《食货典》。

清代乾隆年间，官修《续通典》150卷，从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起记，止于明崇祯末年（1644年），包括唐末和宋、辽、金、元、明的典章制度，篇目与《通典》相同，子目则多有改并。史料方面，以明代最为丰富。

乾隆年间另有官修《皇朝通典》100卷，记事起自清初（1616年），止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体例与《续通典》同，子目则根据当时所行典制而略有调整。清朝亡后通用《清通典》之名。《通典》、《续通典》、《清通典》三套书合起来，就是一气呵成的历代典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