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文化方面亦燦然可觀。劉知幾著《史通》，是第一部史評；杜佑著《通典》，是第一部典制通史。兩個第一，充分表現了唐代史學的成就。

劉知幾（公元661-721年）是傑出的歷史學家，20歲舉進士，武則天時任著作佐郎、左史等職，兼修國史，其後參與纂修《則天皇后實錄》，主張善惡必書，不曲筆為武后歌功頌德，與監修武三思等發生爭執，憤而辭職，不久重入史館。唐玄宗時，官至左散騎常侍。他為人剛直不阿，著述甚多，參與編寫的史書有《高宗實錄》、《中宗實錄》、《則天皇后實錄》等，自撰的史書有《劉氏家乘》、《史通》等。

《史通》的編撰，約在公元702至710年。此書面世之前，中國已出現了不少優秀的歷史學家，史書多達八百多部以上，總結前人的著史經驗是學術發展的客觀要求。劉知幾擔任史職二十多年，博覽群書，當時李、武集團爭權奪利，互相傾軋，他眼見政治、社會弊病，希圖改革，逐漸形成自己的一套史學觀點，於是在公事之餘私撰《史通》，對歷來的史學作了系統性的評論。

《史通》20卷，原有52篇，今存49篇，分為兩個部分：一、內篇10卷，包括〈六家〉、〈二體〉、〈載言〉、〈本紀〉共36篇，內容多論史學源流、體例和編撰方法，另有〈體統〉、〈紕繆〉、〈弛張〉三篇已亡佚，僅存篇目。二、外篇10卷，計有〈史官建置〉、〈古今正史〉、〈疑古〉等12篇，內容多論史官建置的沿革和史書的得失。

劉知幾把以往的史書，按其著作的源流分為《尚書》、《春秋》、《左傳》、《國語》、《史記》和《漢書》「六家」，又指「編年」、「紀傳」二體作為史家的正體，稱為「正史」，其他旁流則稱為「雜述」。書中指出私人撰史的優越性，史固不能不用文來表達，但文和史的性質及作用各有不同，史學應該脫離文學而獨立。

劉知幾強調歷史家要有科學的修養、公正的態度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必須具備「三長」即才、學、識三個條件；「史才」指史家的才幹能力，「史學」指史家的知識學問，「史識」指史家的觀點筆法，「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史通》推動了史學的發展，一千多年來備受重視。

中唐以後，開始出現旨在「通變」和「致用」的通史，杜佑的《通典》，確立了與紀傳、編年並立的「政書」體裁。杜佑（公元735-821年），字君卿，京兆萬年（今陝西長安縣）人。出身官宦之家，歷任財政職務，官至司徒、同平章事，即宰相地位。他以富國安民為己任，熟悉經濟、政治等典章制度，對社會弊病也有所了解，並企圖加以改革。用了36年時間撰成《通典》，今本有200卷，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九門，總共一千五百餘條。

《通典》成書以後，大傳於時，評價很高，影響深遠。綜合有關資料，分門別類，收會通之效，為史書編纂開闢了新途徑。後來馬瑞臨的《文獻通考》等巨著，都是沿襲《通典》的體例編成。杜佑強調著者旨在「經世」、「致治」，《通典》多處表現出歷史進化的觀點，書中又引用了很多第一手資料，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通典》的內容綜合各代，而較詳於唐代，包羅豐富，考訂詳確。在敍述典章制度沿革和變化的同時，強調「古今既異，形勢亦殊」，如果「欲行古道，勢莫能遵。」作者又認為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而「農者有國之本也」，所以首列《食貨典》。

清代乾隆年間，官修《續通典》150卷，從唐肅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起記，止於明崇禎末年（1644年），包括唐末和宋、遼、金、元、明的典章制度，篇目與《通典》相同，子目則多有改併。史料方面，以明代最為豐富。

乾隆年間另有官修《皇朝通典》100卷，記事起自清初（1616年），止於乾隆五十年（1785年），體例與《續通典》同，子目則根據當時所行典制而略有調整。清朝亡後通用《清通典》之名。《通典》、《續通典》、《清通典》三套書合起來，就是一氣呵成的歷代典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