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年间最大的政治事件，就是所谓的“争国本”，亦即明神宗的继承人问题。由于古代有“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故被称为“国本之争”。神宗的皇后无子，按礼制应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但神宗宠爱郑贵妃，欲立她的儿子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而朝臣为维护纲常礼法，自然不能坐视神宗废长立幼之举，于是双方冲突不断，奇案迭出，妖书案就是典型的案例。从发生到破案，妖书案与朝中激烈的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令案情扑朔迷离，疑云重重，成为千古谜案。

国本之争

有一天，神宗往慈宁宫探望太后，索水洗手，宫女王氏捧面盆侍候，神宗见了甚为欢悦，就临幸了王氏，致其怀有身孕。但神宗对在母后宫中私幸宫女的事讳莫如深，左右内侍也守口如瓶。一天，太后与神宗谈及此事，神宗初则沉默不语，继而矢口否认。太后便命内侍取来记录皇帝生活起居的《内起居注》查证，神宗见无法隐瞒，只好低头聆听太后训诲，遂册封怀孕的宫女王氏为恭妃。两个月后，恭妃王氏果然生了一个男婴，他就是神宗的长子朱常洛。

郑贵妃是神宗最宠爱的妃子，她因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被封为皇贵妃，地位比生下皇长子的王恭妃还高。如此一来，群臣甚感不满，认为这样做于礼不合，他们不仅私下议论，还纷纷上书言事，让皇帝早立皇长子为太子。神宗本属意皇三子，但阻力实在很大，何况李太后也反对立皇三子。她既喜欢王恭妃，也心疼她的长孙。一天，神宗进宫问安，李太后问起立储的事：“外廷诸臣多说该早定长哥（宫中称太子为长哥），如何打发他？”神宗答道：“道她是都人（即宫女）的儿子。”李太后也是宫女出身，听了神宗的话，极为不快。她训斥神宗说：“母以子贵，宁分差等？你也是都人的儿子！”太后的话击中要害，神宗也是宫女的儿子，难道他也不配当皇帝？神宗惶恐万状，长跪赔罪。

神宗左右为难，索性将大臣的奏章一律“留中”，即既不答复，也不发还，想拖些日子再作打算。于是，在太后、大臣和皇帝与郑贵妃之间，就形成了长达十几年的建储之争。时光飞逝，神宗转眼已近四十岁了，群臣锲而不舍，要求立太子的奏章与日俱增。神宗明白不能再拖下去，只好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立朱常洛为太子。虽然最终诸臣能终如愿以偿，但太子的地位并不稳固。

第一次妖书案

第一次“妖书”案，发生在册立太子之前。万历十八年 （1590年） ，内监陈矩在外收书时带回一本名为《闺范》的小书。这本书是刑部左侍郎吕坤任山西按察使时写的，书中记载了历代一些贤德女子的事迹。那时神宗因见此书提倡妇德，就把它赐予郑贵妃。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郑贵妃又在此书基础上添补了12个女性，把汉明德皇后放首位，将自己列为最后一个闺范，并加写一篇序文，嘱托其伯父郑承恩及兄弟郑国泰重新刊刻，改名为《闺范图说》。更有甚者，郑贵妃还在增补的节烈妇女图像旁，注有“吕氏赞曰”，此举令吕坤苦不堪言。这版《闺范图说》，比吕坤的原著流传更广。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五月，吕坤上了一封《天下安危疏》（亦称《忧危疏》），请求皇帝节省日常花销，停止横征暴敛，以安定天下。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因与吕坤有仇，便借此事疏劾吕坤，说他先写了一本《闺范图说》，然后又上《安危疏》，是“机深志险”，“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是刻意逢迎郑贵妃。吕坤无端被弹劾，感到很冤枉，就写了《辩忧危议疏》向皇上辩白，声明自己撰写《闺范》的目的只是为了“明女教”，与郑氏刊刻的《闺范图说》无关。由于涉及郑贵妃，神宗不想让事情扩大，便把弹劾的事搁置，不再调查。

不料又有人托名“燕山朱东吉”撰写了一篇《闺范图说跋》，题名《忧危竑议》，以传单的形式在京师广为流传。“朱东吉”寓意朱家东宫大吉，“忧危竑议”意为在吕坤《忧危疏》的基础上竑大其说。文中采用问答体形式，专门议论历代嫡庶废立事件，影射“国本”问题。文章的大意是说，吕坤撰《闺范》一书，首位记载东汉明德皇后，而这位明德皇后是由贵人身份进入中宫的，吕坤此意是想讨好郑贵妃。郑贵妃刻印此书，为把自己的儿子常洵立为太子取个先例。文章还说，吕坤在疏中无事不谈，唯独不谈建储一事，可见其别有用心。

此文一出，可谓一石击起千层浪，人们纷纷指责吕坤。吕坤深感官场险恶，乃托病辞官归里。神宗见事情牵连到郑贵妃，不得不亲自出面干预，称是他亲自推荐《闺范》一书给郑贵妃的。而郑贵妃及其家人又认为，作此跋文者，必是疏劾过吕坤的戴士衡，或是曾劾过郑贵妃的全椒县知县樊玉衡这二人。神宗遂将樊玉衡和戴士衡逮入诏狱，经过严刑拷问后，以“结党造书，妄指宫禁，干扰大典，惑世诬人”之罪，分别谪戍广东雷州和廉州，事件才告一段落，这就是第一次妖书案。

第二次妖书案

谁知数年后，又发生第二次妖书案。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的某日凌晨，从朝房到各勋戚大臣的门口，忽然出现了一封名曰《续忧危竑议》的匿名信。自题“续忧危竑议”，表明此文是续“忧危竑议”而来。书中托名郑福成，以一问一答的方式写成。“郑福成”的含义，就是说被封在郑地的福王（皇三子朱常洵）将成为太子。与《忧危竑议》相比，《续忧危竑议》的言辞更为激烈，说皇太子的处境岌岌可危，神宗册立朱常洛为太子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国本未固，他日必将改封，势必立福王为太子。文中又称，神宗之所以任用朱赓为内阁大学士，实因“赓”与“更”同音，暗含他日变更朱家太子之意，还声称郑贵妃与多位大臣相勾结，图谋更换皇太子，首辅沈一贯亦为帮凶。

东厂提督陈矩得到书信，不敢怠慢，当即呈给神宗。大学士朱赓也得到一封，立即向皇帝上交此信，并附上一份申辩书，表明心迹。神宗接到奏报，一面安抚朱赓，一面下令东厂、锦衣卫以及五城巡捕衙门立即缉捕肇事者。由于“妖书”涉及太子废立之事，神宗唯恐太子朱常洛忧惧不安，也专门召见并安慰他。

锦衣卫在京城内外四处活动，大肆捕人，被牵连的人为数甚众。朝臣之间，或为保全自我，或为挟嫌报复，纷纷互相揭发。锦衣卫都督王之桢与锦衣卫指挥周嘉庆不和，遂指称是周氏所为。内阁首辅沈一贯则公报私仇，嫁祸次辅沈鲤和礼部尚书郭正域。沈鲤是神宗做太子时的东宫讲官，郭正域曾在皇太子朱常洛出阁讲学时任过讲官，朱常洛亦传话给提督东厂太监陈矩，力保郭正域。调查中，始终无法证实二人与妖书案有关，二人最终免遭陷害。

妖书案迟迟无法侦破，东厂、锦衣卫的压力愈来愈重，便加紧侦缉嫌犯。未几，锦衣卫百户蒋臣将皦生光逮捕。皦生光虽是一名秀才，却时常在京师狡取人财，是个恶名昭著的无赖之徒。在监狱中，锦衣卫对他遍施酷刑，但是他拒不承认。他的妻妾和子弟也受到拷打，但仍然问不出结果。经过半年的纷纷扰扰，朝臣互相攻诘的局面，令陈矩忧心忡忡，因此他想尽快结案。即使陈矩知道皦生光是冤枉的，但他先前犯的狡诈罪名已足以判其死罪，索性让他多背一条罪名。据《罪惟录》记载，参与会审的御史沈裕曾厉声对皦生光说：“恐株连多人，无所归狱。”皦生光闻言，不得不认罪，以后也不再翻供。他叹息道：“我为之，朝廷得我结案已矣，如一移口，诸臣何处乞生？”会审官员得到口供，如获至宝，当即向神宗奏报。

神宗亲自为这件案拟定处决词：“皦生光捏造妖书，离间天性， 谋危社稷，无上无君。反行显然。妖书，律未尽其辜，着加等凌迟处死。便着会官处决，仍枭首于人烟凑集之处。”皇帝御笔裁决，皦生光就糊里糊涂地被凌迟处死。沈鲤、郭正域、周嘉庆以及其他受此案牵连者，皆得以保全。皦生光死后，第二次妖书案便不了了之，但民间仍议论纷纷，认为他是个替死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