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是明朝著名的大奸臣，有学者评价他入仕以来，“实际上只做了四件事情：一是媚主，二是整人，三是弄权，四是索贿。”严嵩当权二十年间，父子二人拼命贪污，搜刮民脂民膏。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八月，朝廷抄了严嵩的家，共抄得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此外还有田地上百万亩，房屋六千多间，以及无数的珍稀古玩和名人字画。那么，这个权倾朝野的权奸是怎样倒台的呢？是谁打垮了他？他的下台真是正义战胜邪恶的结果吗？

重建永寿宫

曾经有不少忠臣义士，著名的如沈炼和杨继盛，前仆后继地与严嵩斗争，向明世宗揭露他的罪恶，结果严嵩不但毫发无损，他们反而被严嵩斗垮整死。但在嘉靖四十年（1561年），严嵩却因一言不慎而得罪皇帝，从此失去了恩宠。

嘉靖帝沉迷道教，为了学道潜修，长期住在西苑永寿宫。嘉靖四十年十一月，皇帝酒后玩弄烟火，延燃他物，把永寿宫化为一片废墟。火后，皇帝暂住玉熙宫，地方比较狭小潮湿。工部尚书雷礼提出要修复永寿宫，群臣则主张皇帝迁回大内，既节省资财，又可恢复朝仪，视朝理政。皇帝问严嵩的意见，严嵩考虑到目前三大殿工程方兴未艾，工急费繁，库藏空虚，不宜再兴永寿宫之役。若劝皇帝移驾回大内，又会触犯忌讳，因为“壬寅宫变”后，嘉靖就不再住在大内。于是严嵩提出请皇帝暂住南宫，不料皇帝大怒，因南宫曾是景帝幽禁英宗之地。

严嵩年已八旬，反应迟钝，诸事已皆依仗爱子严世蕃为其谋划处置。严世藩体肥貌丑，一只眼睛失明，但异常聪明，博古通今，一览皇帝手诏，即能洞悉皇上的心意。下属呈上处理皇上交代之事的意见，严嵩往往说：“先拿去问问东楼”，东楼是严世蕃的别号，故时人有“皇上不能一日无嵩，嵩又不能一日无其子”之说。但在嘉靖四十年五月，严世蕃的母亲去世，他必须在家守孝，不能随便进入西苑值庐代父议事。严嵩这时往往不能解读皇帝的手诏，为此他必须把皇帝的诏令带回家，交给严世蕃协助处理。严世蕃趁居忧之机，整日花天酒地，经常醉眠不醒，对父亲急送的信件亦往往未能及时处理。有时皇帝问事，太监在旁催促答复，严嵩没有办法，惟有以己意奏对，往往不合皇帝心意。这次关于永寿宫的对答，他只想到了要避讳大内，却并未想到南宫也要避讳。谁知这竟成为决定他晚年命运的一大失误。

内阁次辅徐阶颇有城府，从不得罪严嵩。此时感到严嵩已经失宠，就把握机会扳倒他。徐阶说皇上现在居住在玉熙宫，如同露宿，“臣子何忍安枕”？并且提出修复永寿宫的具体规划，以三大殿工程“余料”为材料，由工部尚书雷礼主持施工，百日之内完成。嘉靖大喜，俱从所议，并且钦命徐阶之子尚宝司丞徐璠兼工部营缮主事，督视工程。

次年三月，工程果然如期竣工。皇帝将其改名为“万寿宫”，诏令举行迎恩大典五日，群臣上表称贺。皇帝奖赐效劳诸臣，晋徐阶为少师，儿子徐璠亦升为太常少卿。皇帝将朝廷大权交给了徐阶。

扶乩进言

徐阶为了把严嵩从内阁首辅的宝座上拉下来，由自己取而代之，遂利用嘉靖皇帝笃信道教的特点，收买他身边的道士蓝道行，让他在扶乩时，假借神仙之口攻击严嵩。一日，严嵩有密劄将要呈奏皇帝，徐阶将此事事先通知蓝道行，蓝道行假装神谕说：“今日有奸臣奏事。”恰逢严嵩密劄送至，这样严嵩就与“仙语”中的“奸臣”对上号了。

有一次，皇上请蓝道行扶乩，得到这样几句神谕：问：“今天下何以不治?”答：“贤不竟用，不肖不退耳。”问：“谁为贤、谁为不肖？”答：“贤者辅臣阶（徐阶）、尚书博（杨博），不肖者严嵩父子。”问：“吾亦知严嵩父子贪，上帝何不震而殛（殛，杀死）之?”答：“上帝殛之，则益用之者咎，故弗殛也，而以属汝。”就是说，若上帝直接处死他，就会增加重用他的人的罪责，而重用严嵩的人正是皇帝，因此上帝是将他交给皇帝处置。

严世蕃知道后，想用十二万两银子请蓝道行修改乩语，但未得逞。蓝道行将这一消息密报徐阶，徐阶当即让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邹应龙立功心切，连夜赶写了一份《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弹劾严嵩父子的种种罪恶。嘉靖皇帝正要除去严嵩父子，邹应龙的奏疏正中下怀，遂降旨勒令严嵩致仕（即退休），严世蕃逮入诏狱，邹应龙升为通政司参议。

严嵩之死

嘉靖皇帝虽然罢了严嵩的官，仍念及其赞理修仙的功劳，竟忽忽不乐，便以手谕告诫已经升任内阁首辅的徐阶，众臣不得再谈论此事，违者斩。严嵩虽然罢官，但不过是“致仕”，这是十分普通的处分。他仍保留官籍，是有别于百姓的官绅，每年还获皇帝赏赐禄米一百石。严嵩回乡后将居室命名为“百禄堂”，此外在南昌、宜春都坐落有御笔题赐匾额的楼堂亭阁。对严嵩的政敌来说，这样的处分是远远不够的。

至于他的儿子严世蕃虽遣戍雷州，但在中途就潜回老家，仍然作恶多端，与同样潜逃回来的同党罗龙文计议如何东山再起。他们大建宅第，役使乡众，纠集亡命之徒为害一方。袁州府推官郭谏臣到严府公干，竟遭严府修建园亭的监工家奴戏弄，还有人向他投掷瓦砾。郭谏臣遂收集严府的犯罪证据，以“聚众练兵谋反”向巡江御史林润报告，林润当即上报朝廷。嘉靖皇帝对严嵩父子贪赃枉法尚能容忍，对于谋反绝对难以容忍，立即下旨逮捕严世蕃、罗龙文来京审问。　

刑部尚书黄光升及大理寺卿张守直等大臣们，本要借此弹劾严世蕃害死沈炼与杨继盛。严世蕃闻讯大喜，对其党羽说：“无恐，狱且解。”黄光升等人把严世蕃的定罪书送交徐阶过目。徐阶深知嘉靖皇帝是个偏执护短的人，若以此上奏，势必触怒皇帝。因为沈炼与杨继盛被杀是皇帝下旨，若为二人翻案，就表明皇帝是错的，如此不但不能置严世蕃于死地，反而会祸及弹劾的一众大臣。黄光升等共推徐阶执笔主稿。徐阶笑了笑，从袖筒中抽出一份早已拟好的底稿，说：“拟议久矣！诸公以为何如？”三人唯唯称善，当即誊清上报皇帝。

徐阶执笔的判决书如此写道：严世蕃与罗龙文一起诅咒朝廷，构煽狂谋，召集亡命之徒几千人，操练兵法，妄图谋反，并且准备“外投日本”。严世蕃得知此捏造之罪后，哭喊：“必死矣。”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皇帝降旨：批准三法司的拟议，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的罪名，判处严世蕃、罗龙文斩首，严嵩及其诸孙皆削官为民，并抄没家产。严世蕃作恶多端，死有余辜，但“谋反”、“通倭”却是不实之词。张居正在主修《世宗实录》时就说，严世蕃固然罪不容诛，但罪名应该定为“奸党”而非“反贼”。林润的奏疏“指为谋逆”，三司的判决“拟以谋叛”，都“悉非正法”。

儿子斩首、孙子充军、家产被抄，严嵩这次彻底崩溃了，两年后就贫病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