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对三国时期的认知，主要来自《三国演义》和以三国历史为背景的电子游戏、电影和电视剧。不过，文学不是历史，电子游戏只是游戏。要认识真正的历史，还是要读《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三国这段历史，本来是比较好看的，但《三国志》这部正史，却颇为枯燥。晚清学者李慈铭尝言：“承祚（《三国志》作者陈寿的字）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作《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暗然无华，范蔚宗《后汉书》较为胜矣。”

三国之时，群雄并起，事态百变，人才辈出，各出奇谋，其精彩程度，决不比楚汉相争逊色。但《史记》写得引人入胜，《三国志》却写得索然无味，乃至同一史事，《后汉书》的记载也比《三国志》生动详尽得多。

《三国演义》这个书名，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才风行于世，古代其实并不常见。古人对小说的书名，态度并不严肃，书名经常变来变去。最有影响力的叫法，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演义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周党传》：“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据《辞海》解释：“谓敷陈义理而加以引申。”演是铺陈、演绎；义是核心思想。故《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意思，就是对《三国志》的核心思想加以阐扬演绎，令大众也能读懂。

今存最早的《三国演义》版本，是嘉靖元年（1522年）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扉页上，赫然印着“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的题署。“后学”二字，是罗贯中的谦称，所以这两行字，被认为代表罗贯中自己的态度。罗氏把《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放在前面，后面才写上自己的名字，而且罗氏的工作并非“著作”，不过是“编次”罢了，似乎他只是以《三国志》为蓝本，把相关资料略作编辑排列而已。这版本有篇序言，是由署名“庸愚子”（据图章知是金华蒋大器）所写。《序》中明言：“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这篇序言强调此书是“考诸国史”写成的，又说书中之事皆是纪实，“亦庶几乎史”，与史实虽不中，亦不远矣。

其实，《三国演义》中很多流传甚广的故事，大多不见于正史。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曾提到：“《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如桃园结义、貂蝉美人计、诸葛亮三气周瑜、孔明借箭、蒋幹盗书、周瑜打黄盖、刘备掷子等，史书皆无记载。有的是根据正史一言半语或野史杂乘，添油加醋而成，如三顾茅庐、曹刘煮酒论英雄和刘备种菜园子等。当然，史书没有记载的，演义不是就不许虚构和夸张，因为既然是写小说，自然允许创作和虚构，否则就是写史书，不是写小说了。问题在于，作者因出身底层文人，受到自身学养与眼界所局限，对历史知识缺乏深刻了解。他写小说时，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化作常识，强加诸《三国》人物身上，结果当然是错误百出。

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认为，研究中国史要有四把钥匙：年代、地理、职官和目录，因为人是生活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内，故须了解年代先后与地理方位；中国古代是官本位的社会，所谓做此官便会行此礼，人们的行事往往由其所处的官职来决定，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好恶行事；至于文献目录，则能帮助我们快速了解要知悉的某一史事，应先读何书。如欲认识三国史，还要掌握空间要素，即三国各自控制的地域及其大小。罗贯中显然没有掌握这四把钥匙，这样就难免出现很多讹误之处。

日本学者金文京指出：“十四世纪的罗贯中，在《三国志》的史实基础上描述故事时，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时代考证，而是根据自己的时代感觉，对史实进行描写。随着时代的变化，生活方式、习惯等也在变化，罗贯中对此缺乏明确的意识。”例如《三国演义》第一回说，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刘备起兵攻黄巾，“年已28岁矣”，其实此时刘备才24岁。又言刘备起兵后谒见“幽州太守刘焉”，但东汉的州长官称“刺史”或“牧”，州以下的郡，其长官才称“太守”。何况刘焉从未在幽州为官，当时的幽州牧不是刘焉，而是刘虞。

《三国演义》又说刘备以讨伐黄巾有功，得任“定州中山府安喜县尉”，其实“定州”始置于北魏天兴三年（公元400年），“中山府”始置于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故东汉时断无此两处地名，而且东汉的地方行政机构，分州、郡、县三级，并无设府。东汉顺帝时，全国地域分为十三州部。及至三国彼此之间的疆域基本稳定之时，曹魏占有其中九个州部，占据的土地面积最大；孙吴占有扬、荆二州的绝大部分，交州的全部，土地面积次之；蜀汉仅占益州，土地面积最小。《三国演义》屡次提及孙吴占据“六郡八十一州”，数量既不正确，又将郡置于州之上，以为当时的行政区域是以郡统州，可见作者对当时的地理形势与官僚体制并不熟悉。

金文京认为“《三国演义》在地理关系的记述上，有关南方的部分基本上没有问题，但有关北方的记述错误很多，可以想像作者很有可能是南方人。”小说在描写关东诸侯讨伐董卓时，有曹操在荥阳被从洛阳逃往长安的董卓打败的情节；荥阳在洛阳的东边，董卓从洛阳往西边的长安逃跑的话，不可能经过荥阳。关羽从许都到河北袁绍那里寻找刘备，“过五关斩六将”，大发神威。不过，关羽放弃最近的直线北上白马，反而先折向西北，再折向东，最后的过河地点，还是白马。既然关羽寻兄之心甚急，又何必大费周章，绕一个大三角，白白耽误时间？“六出祁山”中的地理错误尤多，例如第一次北伐时，赵云等人屯驻的箕谷，实际上与祁山一东一西相距甚远，但是在《三国演义》里，箕谷和祁山被写成是在同一方向。

《三国演义》的另外一些讹误，则是由于作者望文生义所致，如张飞字益德，《三国志‧张飞传》等正史有明确记载。古人的名和字，在含义上是有一定联系。“益德”者，不断增加品德之意也，而增加品德就可以腾飞，正好与“飞”的大名相对应，这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然而，《三国演义》却以为，要有羽翼才能飞腾，而且“翼”字又同关羽的“羽”字含义相同，甚为匹配，遂擅自把张飞的表字改成“翼德”，从此谬种流传，于今为烈，此乃罗贯中“想当然耳”误改所致。

不过，《三国演义》毕竟是小说，不是信史，纵然有不少地方与史实不符，也无损它的文学价值。不过，要认真认识三国史，还是要读《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等经典史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