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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的《增像全圖三國演義》,河南許昌博物館。(圖片提供:尤亞輝/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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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人們對三國時期的認知,主要來自《三國演義》和以三國歷史為背景的電子遊戲、電影和電視劇。不過,文學不是歷史,電子遊戲只是遊戲。要認識真正的歷史,還是要讀《三國志》、《後漢書》、《資治通鑑》等史書。三國這段歷史,本來是比較好看的,但《三國志》這部正史,卻頗為枯燥。晚清學者李慈銘嘗言:「承祚(《三國志》作者陳壽的字)固稱良史,然其意務簡潔,故裁制有餘,文采不足;當時人物,不減秦漢之際,乃子長作《史記》,聲色百倍,承祚此書,暗然無華,范蔚宗《後漢書》較為勝矣。」

 

三國之時,群雄並起,事態百變,人才輩出,各出奇謀,其精彩程度,決不比楚漢相爭遜色。但《史記》寫得引人入勝,《三國志》卻寫得索然無味,乃至同一史事,《後漢書》的記載也比《三國志》生動詳盡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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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志》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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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演義》這個書名,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之後才風行於世,古代其實並不常見。古人對小說的書名,態度並不嚴肅,書名經常變來變去。最有影響力的叫法,是《三國志通俗演義》。演義一詞,最早見於《後漢書‧周黨傳》:「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據《辭海》解釋:「謂敷陳義理而加以引申。」演是鋪陳、演繹;義是核心思想。故《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意思,就是對《三國志》的核心思想加以闡揚演繹,令大眾也能讀懂。

 

今存最早的《三國演義》版本,是嘉靖元年(1522年)刊刻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扉頁上,赫然印着「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後學羅本貫中編次」的題署。「後學」二字,是羅貫中的謙稱,所以這兩行字,被認為代表羅貫中自己的態度。羅氏把《三國志》的作者陳壽放在前面,後面才寫上自己的名字,而且羅氏的工作並非「著作」,不過是「編次」罷了,似乎他只是以《三國志》為藍本,把相關資料略作編輯排列而已。這版本有篇序言,是由署名「庸愚子」(據圖章知是金華蔣大器)所寫。《序》中明言:「若東原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考諸國史,自漢靈帝中平元年,終於晉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損益,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這篇序言強調此書是「考諸國史」寫成的,又說書中之事皆是紀實,「亦庶幾乎史」,與史實雖不中,亦不遠矣。

 

其實,《三國演義》中很多流傳甚廣的故事,大多不見於正史。清代史學家章學誠曾提到:「《三國演義》則七分實事,三分虛構,以致觀者,往往為所惑亂。」如桃園結義、貂蟬美人計、諸葛亮三氣周瑜、孔明借箭、蔣幹盜書、周瑜打黃蓋、劉備擲子等,史書皆無記載。有的是根據正史一言半語或野史雜乘,添油加醋而成,如三顧茅廬、曹劉煮酒論英雄和劉備種菜園子等。當然,史書沒有記載的,演義不是就不許虛構和誇張,因為既然是寫小說,自然允許創作和虛構,否則就是寫史書,不是寫小說了。問題在於,作者因出身底層文人,受到自身學養與眼界所局限,對歷史知識缺乏深刻了解。他寫小說時,把自己的人生經驗,化作常識,強加諸《三國》人物身上,結果當然是錯誤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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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氣周瑜」插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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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歷史學家鄧廣銘認為,研究中國史要有四把鑰匙:年代、地理、職官和目錄,因為人是生活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之內,故須了解年代先後與地理方位;中國古代是官本位的社會,所謂做此官便會行此禮,人們的行事往往由其所處的官職來決定,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好惡行事;至於文獻目錄,則能幫助我們快速了解要知悉的某一史事,應先讀何書。如欲認識三國史,還要掌握空間要素,即三國各自控制的地域及其大小。羅貫中顯然沒有掌握這四把鑰匙,這樣就難免出現很多訛誤之處。

 

日本學者金文京指出:「十四世紀的羅貫中,在《三國志》的史實基礎上描述故事時,並沒有做甚麼特別的時代考證,而是根據自己的時代感覺,對史實進行描寫。隨着時代的變化,生活方式、習慣等也在變化,羅貫中對此缺乏明確的意識。」例如《三國演義》第一回說,東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劉備起兵攻黃巾,「年已28歲矣」,其實此時劉備才24歲。又言劉備起兵後謁見「幽州太守劉焉」,但東漢的州長官稱「刺史」或「牧」,州以下的郡,其長官才稱「太守」。何況劉焉從未在幽州為官,當時的幽州牧不是劉焉,而是劉虞。

 

《三國演義》又說劉備以討伐黃巾有功,得任「定州中山府安喜縣尉」,其實「定州」始置於北魏天興三年(公元400年),「中山府」始置於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故東漢時斷無此兩處地名,而且東漢的地方行政機構,分州、郡、縣三級,並無設府。東漢順帝時,全國地域分為十三州部。及至三國彼此之間的疆域基本穩定之時,曹魏佔有其中九個州部,佔據的土地面積最大;孫吳佔有揚、荊二州的絕大部分,交州的全部,土地面積次之;蜀漢僅佔益州,土地面積最小。《三國演義》屢次提及孫吳佔據「六郡八十一州」,數量既不正確,又將郡置於州之上,以為當時的行政區域是以郡統州,可見作者對當時的地理形勢與官僚體制並不熟悉。

 

金文京認為「《三國演義》在地理關係的記述上,有關南方的部分基本上沒有問題,但有關北方的記述錯誤很多,可以想像作者很有可能是南方人。」小說在描寫關東諸侯討伐董卓時,有曹操在滎陽被從洛陽逃往長安的董卓打敗的情節;滎陽在洛陽的東邊,董卓從洛陽往西邊的長安逃跑的話,不可能經過滎陽。關羽從許都到河北袁紹那裏尋找劉備,「過五關斬六將」,大發神威。不過,關羽放棄最近的直線北上白馬,反而先折向西北,再折向東,最後的過河地點,還是白馬。既然關羽尋兄之心甚急,又何必大費周章,繞一個大三角,白白耽誤時間?「六出祁山」中的地理錯誤尤多,例如第一次北伐時,趙雲等人屯駐的箕谷,實際上與祁山一東一西相距甚遠,但是在《三國演義》裏,箕谷和祁山被寫成是在同一方向。

 

《三國演義》的另外一些訛誤,則是由於作者望文生義所致,如張飛字益德,《三國志‧張飛傳》等正史有明確記載。古人的名和字,在含義上是有一定聯繫。「益德」者,不斷增加品德之意也,而增加品德就可以騰飛,正好與「飛」的大名相對應,這是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然而,《三國演義》卻以為,要有羽翼才能飛騰,而且「翼」字又同關羽的「羽」字含義相同,甚為匹配,遂擅自把張飛的表字改成「翼德」,從此謬種流傳,於今為烈,此乃羅貫中「想當然耳」誤改所致。

 

不過,《三國演義》畢竟是小說,不是信史,縱然有不少地方與史實不符,也無損它的文學價值。不過,要認真認識三國史,還是要讀《三國志》、《後漢書》、《資治通鑑》等經典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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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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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d:
2022-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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