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志怪编撰层出不穷，与当时宫廷、贵族名士的聚谈风气分不开。讲故事是宫廷百戏之一，小说是可“诵”的。史书记载，三国时曹植见客人，谈正事前先请人观看胡舞，跳掷击剑，又“诵俳优小说数千言”；南朝陈的始兴王叔陵“夜常不卧，烧烛达晓，呼召宾客，说民间细事，戏谑无所不为”。

皇室贵族的趣味是鬼故事产生与流传的强大动力，某些皇室成员亲自投身志怪小说的编撰，如曹丕、刘义庆、萧子良、萧绎。刘义庆身处宋文帝刘义隆对宗室诸王怀疑猜忌的政治环境，为全身避祸，寄情文史，名下有《宣验记》、《幽明录》等志怪小说。鲁迅认为诸书或是刘义庆的文士集团的集体编撰。

南朝宗室成员崇古好文、文士闻风附翼的聚会场面，可从齐竟陵王萧子良的集会中见到。《南史》说萧子良“善立胜事，夏月客至，为设瓜饮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贵辞翰，皆发教撰录。”意思是萧子良喜欢举办文士雅集，夏天客人来，就端出瓜果和饮料殷勤招待，让他们撰写文化教育的论著。士子的文章以及朝廷的权贵作品，萧子良也让人撰录。萧子良门下的“竟陵八友”影响非常大，其中沈约与任昉有“任笔沈诗”之誉，又善于提携后辈，吴均、刘之遴都获他们赏识。以上这几位都有撰述志怪或小说。

“讲鬼故事”是六朝士人交往时很重要的活动，流传至今的某些故事还残存着文人间戏谑。例如《孔氏志怪》津津乐道会稽吏谢宗在旅途中遇到一姿性妖婉的女子，同宿船上一年，生了两个儿子，分别叫谢道湣和谢道兴，最后女子与俩儿子都化成了龟。东晋南朝之时，会稽谢氏是望族，故事里的名字或许真有其人，编故事人专门写出姓名，显然意在嘲讽谢家受来历不明的女怪诱惑，生下了龟儿子。《陆氏异林》一则故事编排钟繇与女鬼欢会，“数月不朝会，意性异常。或问其故，云：‘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凡。’问者曰：‘必是鬼物，可杀之。’”首都师范大学张庆民教授考证认为，这也是当时人为了嘲讽钟繇编造的。

受人物品评风气影响，时人重《家传》，多《家传》，清谈戏谑时常“上及祖考”（葛洪语，见《抱朴子外篇》）。西晋时卢志与陆机一言不合互相“问候”对方父祖，陆机骂卢志为“鬼子”，所指就是晋宋流传的卢氏祖上来历——卢充在野外误入清河崔氏崔少府墓，与崔氏女成婚同居三日，得一子名温休（幽婚的意思），其后子孙冠盖，东汉尚书卢植、魏司空卢毓都是他的后代（故事见李剑国辑校，《搜神后记》），卢志乃卢毓之孙。

一般认为志怪编撰者是三种人：文士、佛教徒、道教徒，当然文士与佛道教徒的身份有时也混为一体。在文士眼中，志怪编撰也是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能“明神道之不诬”（干宝语），即葛洪在《抱朴子‧疾谬》中所言，“坟、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状，万物之变化，殊方之奇怪”是文士必要的知识构成。晋时史官如张华、干宝、葛洪、郭璞、曹毗、虞预等，大都有儒与道（或方术）相杂的思想。如张华“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郭璞“好经术”、“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攘灾转祸”，虞预也相信天人感应。曹毗曾因名位不显，撰“对儒”，表达“在儒亦儒，在道亦道”的思想。他们之间的交流，可见于《搜神记》“成公智琼”后记。

魏济北国从事掾的弦超为神女所降的故事，是当时文人极为艳羡的一桩美事，有人专门为此撰写一篇《神女赋》。传说弦超中夜独宿，梦有神女与他结为夫妇，令他享尽极乐。神女的好处是“行来常可得驾轻车乘肥马，饮食常可得远味异膳，缯素常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能为君生子，亦无妒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义。”这故事先录于《列异传》，后为《搜神记》所采，既让男人艳羡，又让他们疑惑：到底所遇是鬼魅还是神仙？干宝和郭璞同为佐著作郎时，以《周易》卜筮，得仙人之卦。这一结果被干宝郑重记录在《搜神记》“成公智琼”后记中。

可以说，对“鬼神之情状”的好求探索，是晋初知识分子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他们相信，这些故事不光有助日常聚谈（“游心寓目”），更重要是反映了宇宙与人间秩序，可指导人如何顺应天道行事。

参考书目：

1. 李延寿撰，《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香港：中华书局，1971。

4. 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 新辑搜神后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

5. 鲁迅辑，《古小说钩沉》，《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6. 刘义庆撰，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

7. 张庆民，《陆氏〈异林〉之钟繇与女鬼相合事考论》，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