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翰林学士作为皇帝的机要秘书，主要职责是给皇帝起草诏令，除了日常性质的工作之外，还要兼任其他临时工作，主要有担任主考官、参加外交活动、编修书籍等。这些工作虽然是临时性质，但在国家的日常运作中，又占有重要地位，缺一不可。可见，宋代翰林学士地位确实尊崇，经过多方工作的历练后，出任宰执是水到渠成之事。

担任主考官

科举考试是封建帝国的抡才大典，从皇帝到普通士人都极为重视。翰林学士身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又在士林中威望极高，经常被委任为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主考官的权力贯穿于科举考试的各个环节，诸如出题、阅卷、定名次，因此主考官必然是朝野关注的焦点人物。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翰林学士欧阳修担任省试主考官，当时的士子中流行一种“太学体”文章，文风险怪艰涩，欧阳修利用自己身为主考官的权力，对于答卷文风险怪的考生，一律予以黜落，最终录取的考生，答卷文风平易流畅。那些落榜的考生，忿忿不平，趁欧阳修外出的时候，拦住欧阳修闹事。然而，科场的文风，在欧阳修的强力干预下，最终得以扭转。

主考官的文章，也是士子学习和模仿的最佳参考资料。元祐三年（1088年），翰林学士苏轼担任省试主考官，试卷有一道题目是《光武何如高帝论》，阅卷官张耒给苏轼送来一张答卷，并觉得这张答卷的文章是模仿苏轼的《醉白堂记》。苏轼看完之后很高兴，就把这张答卷放在第一等。至试卷拆封后，才知道这位士子名为刘焘，后来他还中了进士。

翰林学士担任各类考试的出题人，有时候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困扰。元祐元年（1086年）十二月，翰林学士苏轼为学士院试馆职出了一道策问，由于苏轼曾经当众嘲笑著名学者程颐，程颐的门生朱光庭就趁此机会上了一道奏折，认为策问“语涉先帝，极为不恭”，要求朝廷给苏轼定罪。高太后为了平息争端，下诏苏轼免罪。但苏轼已深陷党争旋涡，不得已自请外放杭州任职。

参加外交活动

外交是国家政治的一项重要活动。出任外交使节的人选，既要能言善辩、博学多识，又要待人接物不卑不亢，才能在外交活动中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翰林学士无疑是出任外交使节的优秀人选。宋代翰林学士出使外国，往往颇受优待。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王拱辰出使辽国，颇受礼遇，辽国君主表示，王拱辰是南朝少年状元，进入翰林院已经十五年，所以厚待他。次年，翰林学士欧阳修出使辽国，辽国人以最高级别礼遇接待欧阳修，他们公开说，欧阳学士名重当世，应该接受特别礼遇。元祐四年（1089年），翰林学士苏辙出使辽国，初到辽国首都燕京，辽国殿侍对苏辙说：“您兄长的《眉山集》已在此地流传多时，您为何不印行文集？”此后还有人在宴席上讨论他父亲苏洵的文章，并有人到帐前向苏辙请教茯苓如何食用，这应当是看过苏辙《服茯苓赋》一文。可见，“三苏”的文名早就盛传辽国，此次出使也给苏辙留下深刻印象。

翰林学士不但充当外交使节，有时候也负责接待外国使节。翰林学士苏轼在哲宗元祐年间奉命接待辽国使者。辽使素闻苏轼大名，有意要为难他，便向他发问：“苏翰林乃中原名士，今有一事求教，我大辽国，有一上联：三光日月星，至今无人能对出下联，请苏学士属对。”苏轼略一思索，立即对出下联：“四诗风雅颂”。原来《诗经》中的“雅”，又可分“大雅”和“小雅”，所以风雅颂合称为“四诗”。辽国使节惊叹不已。

编修书籍

宋代是一个崇文的朝代，文化事业十分发达，统治者常常动员编撰书籍。翰林学士学识渊博，编修各类书籍的重任，自然由其承担。宋太宗朝翰林学士李昉等人主持编撰《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宋真宗朝翰林学士杨亿等人主持编撰《册府元龟》。这四部著名大书是宋代文治的重要体现。宋仁宗朝翰林学士欧阳修编撰的《新唐书》，历时十七年方才完工，文采焕然，史笔严谨，较《旧唐书》增色甚多。此外，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翰林学士王尧臣等人仿照《开元四部录》著录四馆藏书，编成《崇文总目》六十卷，这也是一部十分重要的目录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