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学士是代皇帝起草诏令的高级文官，掌握国家重要机密，同时还是皇帝的参谋顾问，需要随时应对皇帝的咨询。翰林在中央政府占有特殊地位，翰林学士的职能，决定了其职业要求很高。概括而言，翰林学士的职业要求有三条：

保密意识

翰林学士是皇帝的机要秘书，接触国家机密，一旦泄密，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这就要求翰林学士必须有很强的保密意识，随意泄露机密者，是不能胜任翰林学士职务的。唐宪宗时，李吉甫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当时李吉甫和裴垍都在翰林院当值，裴垍起草李吉甫的任命书，李吉甫起草武元衡的任命书，两人互相保密，彼此都不知道对方起草诏令的内容。

北宋名臣晏殊担任知制诰时也有很强的保密意识。有一次宋真宗生病，召晏殊入宫，给他出示一份即将任命的大臣名单，晏殊上奏道：“臣是外制，不敢越职。” 所谓“外制”，即由中书舍人或知制诰起草的诏令，而“内制”则是翰林学士起草的诏令。晏殊称自己是知制诰，无权起草这道诏令。宋真宗接受他的意见，便找来翰林学士钱惟演起草任命书。晏殊又上奏皇帝：“我害怕出宫后会泄露机密，我请求在学士院借宿一晚”，宋真宗批准了他的请求。晏殊的保密意识很受宋真宗欣赏，不久升任晏殊为翰林学士。

才思敏捷

当国家政治发生重大变动时，朝廷需要发布的诏令特别多，翰林学士起草诏令的任务便极为繁重，这就要求翰林学士才思敏捷，方能胜任其职。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泾原兵变，唐德宗逃难到奉天，翰林学士陆贽随驾。兵荒马乱之际，皇帝要发布的诏令可谓多如牛毛，陆贽一天就要起草数百道诏令，他文思泉涌，一挥而就，极其高效完成任务。北宋翰林学士邓润甫在宋神宗驾崩、宋哲宗继位时，也曾一夜之间起草了二十二道诏令。南宋宁宗驾崩，丞相史弥远为了拥立新君以便自己执掌朝政，连夜召直学士院程珌入宫，一夜之间起草了二十五道诏令，立赵昀为新皇帝，这就是宋理宗。

在国家政治生活平稳的时期，翰林学士需要承担的任务也不轻松，主要是起草大臣的任免诏令。宋哲宗元祐初年（1086年），同一天任命吕公著司空平章事、吕大防左仆射、范纯仁右仆射，宋哲宗亲自召见翰林学士苏轼交代任务，命其一晚起草三道诏令。不过这难不倒苏轼，他当晚饮酒赋诗，以轻松自如的心态完成草诏。

博学多识

翰林学士除了代皇帝起草诏令，还需要随时应对皇帝的咨询。这就要求翰林学士具有深厚的知识功底，熟悉经史、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博古通今。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灭后蜀，得到一面镜子，发现镜子背面有确切的铸造年份——乾德四年。当时才乾德三年，怎么可能出现乾德四年铸造的镜子？宋太祖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上朝见到宰相，把镜子给他们看，几个宰相都茫然不知，只好请来翰林学士陶谷与窦仪。窦仪认定，这肯定是蜀国的镜子，前蜀后主王衍曾用过这个年号，这镜子必定是在王衍的乾德四年（公元922年）所铸。宋太祖不禁感慨：“宰相须用读书人。”

宋代的翰林学士，多有博学之士。宋神宗时的翰林学士王安石，读书广博，自称遍观百家诸子之书，乃至医书、诸小说无所不读。翰林学士沈括，博学多识，特别精通地理，他著有《梦溪笔谈》，集前代科学技术之大成。苏轼也曾受到宋神宗夸赞，称其才气堪比李白，而学识深厚广博则超过李白，后来苏轼果然在高太后执政期间出任翰林学士。明代翰林学士解缙亦学识渊博，他主持编纂的《永乐大典》，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

当然，进入翰林者，也并非全是饱学之士。明朝末年的周道登，以进士高科选入翰林，但他学识浅薄，常常沦为别人的笑柄。崇祯帝有一次问他：“‘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周道登茫然不能回答，只好搪塞说要回去查阅典籍，惹得崇祯帝很不高兴。这是明代八股取士导致学风空疏的一大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