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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全集(6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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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2年的初次合作到2013年退休,作为香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和出版人,我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出版上的合作足足有30年。能为故宫在出版上做出一些成绩,完全是一种机遇,踫上了好时光。香港商务印书馆几十年来之所以能承担故宫的重要出版,或者说香港在过去几十年所以在中文出版扮演了相当的角色,是不失时代的需要,把握了机会,尽过自己责任的表现。

 

每抵北京,经过故宫博物院甚至平日只是见到关于北京故宫的一些报道,总浮现出一幕幕人与事的回忆。本是宫外人,却因出版事业的牵引,竟与故宫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出版生涯,离不开“北京故宫”这一章,而且是浓墨重彩的一章。自1982年的初次合作到2013年退休,作为香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和出版人,我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出版上的合作足足有30年。这样持续而几乎无间断的长期合作,相信在中外的出版界,不论机构或个人,也属罕见,也是我个人的幸运。

 

1980年伊始,我由日本负笈回港即入职香港商务印书馆。刚进入书馆,适逢沈从文先生图文并茂的巨著《中国历代服饰研究》出版,此书的面世,在海外宛如雨后春雷,为学术文化界所瞩目。时任香港商务总经理兼总编辑的李祖泽先生首赴德国参加国际著名的“法兰克福书展”(Frankfurter Buchmesse),并从中了解到文化艺术图录是国际出版的大亮点。他也意识到,随着中国的开放,想认识现代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世界图书出版势头日渐炽热,因而决定为香港商务开辟有关中国文化艺术大型图录的出版方向。我入职商务便踫上这种机遇,遂开启了与北京故宫出版合作出版生涯的篇章。可以说,商务印书馆与北京故宫的合作,成就了香港于中国开放改革初期在出版上迈向国际现代水平的先锋角色;以北京故宫为题材的艺文出版,在中华文化艺术的宏扬上,起过时代性的作用,其对推动中国艺术走进世界视野所作之贡献,是香港一纸亮丽的出版文化史。

 

我们跟北京故宫出版的合作,始于《紫禁城宫殿》(1982)这本画册,这是一本从大文化的角度去展现中国传统宫殿建筑理论、艺术和技术的大型画册。题材新颖、摄影华丽、设计现代、印制精美,在中文出版界可谓一时无两,很受欢迎。该画册先后出版了多种外文译本,出版的都是世界一流的出版社,对于当时仍然相当落后的中文出版界,这是很不容易的成果。由于国家政策的日渐开放,中国和世界各国领导人互访的外交活动渐多,中国外交部还特别向我们订购了一批《紫禁城宫殿》作为国礼。据我所知,日皇裕仁(しょうわてんのう)、英皇伊利沙伯二世(Queen Elizabeth II)和尼泊尔国王等,都曾获赠过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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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宫殿》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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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宫殿》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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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宫殿》英文版出版后不久,编辑部收到一位德国建筑学者的一封来信,托我们转交给主编于倬云先生。信中内容说:他对东方建筑艺术和理论的认识主要来自日本的有关著作,而囿于外文资料匮乏,对中国的建筑艺术和理论毫无了解。即使如此,他一直期待有机会去认识,但直到阅读过《紫禁城宫殿》的英文版,尤其是主编于先生的一篇“专论”,才明白了中国古建筑的理论和艺术,并表示感谢,云云。看过来信,感慨良深。二十世纪初启,中国已出现一批以梁思成和林徽因伉俪为代表的中国古建筑学学者,他们以世界的视角、现代的理论去考察、重新解构中国古建筑的理论和技艺,荜路蓝缕,成绩靡然。可惜当时的中国,正陷于外忧外患、危急存亡的民族险境,政局动荡,社会物质匮乏,无从将专家们苦心孤诣的研究成果很好地予以出版和传播。虽然经过六十年几代人的努力,世界人士对中国的传统建筑艺术仍然认识不多不广。即使到了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国际上开始流行关于东方古建筑艺术的图书,尤其是大众读者很有兴趣的园林建筑,也大都是关于日本的。日本的出版业发达,且这类图书出版得多,因此得以传播于世界。从中,我们可体会到,图书出版的盛衰对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传播的影响之大,是不可以低估的。

 

《紫禁城宫殿》画册的成功,让故宫与我们坚定了合作的信心。之后再接再励,北京动用人力和物力,而我们全力以赴投入编制,接连又合作出版了《国宝》(1983)和《清代宫廷生活》(1985)两大型图录。这三本图录,内容囊括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历史建筑、文物艺术珍藏和宫廷生活的三大方面,被称为“故宫三书”。至今近40年过去,这些出版物依然在图书市场上流通,仍具生命力。1992年,正逢中国出版历史最悠久的“商务印书馆”成立95周年,我们与故宫再次合作出版了一大型画册《国宝荟萃(上、下)》。此画册的出版,牵动两岸的两院两馆,无疑是一本具时代意义的策划。

 

《国宝荟萃》是两岸故宫隔绝60年后的第一次合作。关于这套书的出版缘起、筹划及其编制的经过,笔者曾撰《涓滴之水可以成江河—〈国宝荟萃〉的出版与两岸故宫的合作》一文作介绍(载《阅读》,第27卷,2012年5月,江西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此处不拟重复。这本画册由两地故宫各精选135件顶尖珍品荟萃而成,主编是北京故宫的杨新副院长和台北故宫的张临生副院长。画册出版后,我到台北参加书展,蒙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院秦孝仪院长的接见。一见面,他就向我说,“你们港台两家商务印书馆,对中国文化艺术的传播,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三年后的1995年,我们与北京故宫,又做了一项很前卫的出版合作,出版了新媒体的《中国文明之窗:紫禁城宫殿(CD-i) 》(其后再出版成另一种新媒体制式的CD—ROM)。这不仅是中文出版界的创举,放之世界,也是开创性的做法。这产品在法国康城(又译:坎城、戛纳,Cannes)的国际新媒体展览中获得了国际多媒体大奖,乃亚洲地区第一个取得是项荣誉的机构,备受国际出版界的关注。它的出现,使得北京故宫博物院中代表古老中国辉煌文明的珍贵藏品、雄伟巍峨的紫禁城宫殿,都透过立体的多媒体展示公开,让世人大饱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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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之窗:紫禁城宫殿》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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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香港商务印书馆与北京故宫的出版合作,无疑以《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60卷)》的出版工程最为宏大、最具代表性。《全集》于二十世纪的1997年起动,到二十一世纪的2010年才大功告成,足足耗时12年,所以我们冠之为“跨世纪的文化工程”。这套全集的诞生缘起于沈从文先生。1980年代,沈从文老先生常常建议,故宫和香港商务印书馆应该合作利用双方的优势出版故宫藏品大系,以飨广大读者和研究者;他几乎每次与我见面都会提起,并说这是世界先进国家都会做的文化大业。虽沈先生一再进言,我也明白先生出于不甘落后于世界的愿望与一直倡言“古为今用”的信念,却不敢动此念头。直到1990年代中期,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先生和其他几位院领导特意就此事约我谈了好几回,最初我仍是敬谢不敏,经两年几次洽谈,终被说动。当时正是香港商务经营得很顺利的时候,一时雄心勃勃,估计如果分年出版是可以实现的;又得到了时任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董事长兼香港商务印书馆董事长李祖泽先生的同意和鼓励,决定接受这次合作,启动了这个巨大“工程”。

 

工程既起动,就义无返顾了。幸得北京故宫博物院全力以赴,几乎动员了故宫的所有专家和相关人员。这样一项规模的出版,对香港商务印书馆来说,犹视之为以继承商务印书馆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备要》等大丛书出版的传统,担负着承传中华文化的使命。当时决定出版的勇气,或者来自这种文化使命的驱使。

 

俗语说,好事多磨。“九七”后随即遇上了席卷世界的亚洲金融风暴,如同香港的百行百业,图书经营和出版都受到了重大的冲击。但故宫全集的出版工程已开动,停不了,其间经营过程的艰辛,不足为外人道。最后,经12年不懈的努力,《全集》终于如期、高质地完成。这不能不感谢故宫的领导和专家,也是基于文化传承千秋大业的信念,以及两地同时通力合作的结果。

 

迄今为止,《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60卷)》仍是香港商务印书馆最庞大的出版项目,也是我个人出版生涯中主持过最大的出版工程,关于《全集》的出版,另从文化学术的角度也有二方面颇值一说。首先,在筹备出版的时候,无论故宫照片拍摄的水平、香港的印制条件,都可以出版成开本更大、更豪华的版本。但我们与故宫达成共识,《全集》的编辑取向和出版宗旨强调了三点:

1. 本套全集是供广大学者、专家甚至是一般读者作研究和欣赏学习之用,开本和装帧在于用家方便,价格合理,不一味追求豪华,终成束之高阁的观赏品。

2.《全集》要求反映当时故宫博物院的学者和专家们的学术研究成果,非只是珍藏文物图片的结集。这是一套故宫向学术文化界呈献故宫藏品和其所累积之研究成果的图书,所以无论总论、分论、图片说明以至文物的标注,极重视其学术性。这样的要求,无疑为《全集》的编撰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所以《全集》虽说是图录,其实是百分之百的著作。作为出版社,能完成当时故宫最庞大的《全集》的出版固然是一种成就;另外,能协助故宫将积蓄已久的研究成果有系统地公布于世,也很有意义。

3.《全集》启动的时候,就我个人的了解,故宫的专家和研究人员正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老一辈大都年逾古稀,中间一辈大都不同程度受过“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年青一辈则是改革开放后陆续入职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学养和实际经验尚浅。在这种研究和撰写力量暂时没有接续上的时期,《全集》的每卷,都采用老中青结合的撰编形式,中、青代后生得到了老一辈专家的指导和面授,这过程无异加速了故宫学术传承、交接和提升,意义非浅。

 

在完成《故宫全集》的基础上,香港商务与故宫继往开来,充分利用《全集》丰富的珍籍,将之开发成大众化的文化读物。诸如《名家大手笔》和《翰墨风神—故宫名篇名家书法典藏》两套丛刊,深受读者欢迎。正如开放五百多年宫禁森严的明清两代皇宫“紫禁城”给中外游客,成为可步入游览的名胜古迹,借由通俗化的出版,让广大艺术爱好者可随时随地入手学习和欣赏以往藏之深苑的珍贵艺术品,还有点“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味道。

 

以上是我职业生涯与北京故宫在出版合作上的大概,这样的因缘自然为我的出版人生添了不少光,但我常常向熟悉的朋友说,能为故宫在出版上做出一些成绩,完全是一种机遇,踫上了好时光。香港商务印书馆几十年来之所以能承担故宫的重要出版,或者说香港在过去几十年所以在中文出版扮演了相当的角色,是不失时代的需要,把握了机会,尽过自己责任的表现。这一点对于关心香港日后作为的人,是值得深思的!

 

本文获作者授权刊登,原文刊于《美术家》2020年秋季号(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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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载日期:
2022年07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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