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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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博物院文物珍品全集(6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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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2年的初次合作到2013年退休,作為香港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和出版人,我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在出版上的合作足足有30年。能為故宮在出版上做出一些成績,完全是一種機遇,踫上了好時光。香港商務印書館幾十年來之所以能承擔故宮的重要出版,或者說香港在過去幾十年所以在中文出版扮演了相當的角色,是不失時代的需要,把握了機會,盡過自己責任的表現。

 

每抵北京,經過故宮博物院甚至平日只是見到關於北京故宮的一些報道,總浮現出一幕幕人與事的回憶。本是宮外人,卻因出版事業的牽引,竟與故宮結下了不解之緣。我的出版生涯,離不開「北京故宮」這一章,而且是濃墨重彩的一章。自1982年的初次合作到2013年退休,作為香港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和出版人,我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在出版上的合作足足有30年。這樣持續而幾乎無間斷的長期合作,相信在中外的出版界,不論機構或個人,也屬罕見,也是我個人的幸運。

 

1980年伊始,我由日本負笈回港即入職香港商務印書館。剛進入書館,適逢沈從文先生圖文並茂的鉅著《中國歷代服飾研究》出版,此書的面世,在海外宛如雨後春雷,為學術文化界所矚目。時任香港商務總經理兼總編輯的李祖澤先生首赴德國參加國際著名的「法蘭克福書展」(Frankfurter Buchmesse),並從中了解到文化藝術圖錄是國際出版的大亮點。他也意識到,隨着中國的開放,想認識現代中國和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世界圖書出版勢頭日漸熾熱,因而決定為香港商務開闢有關中國文化藝術大型圖錄的出版方向。我入職商務便踫上這種機遇,遂開啟了與北京故宮出版合作出版生涯的篇章。可以說,商務印書館與北京故宮的合作,成就了香港於中國開放改革初期在出版上邁向國際現代水平的先鋒角色;以北京故宮為題材的藝文出版,在中華文化藝術的宏揚上,起過時代性的作用,其對推動中國藝術走進世界視野所作之貢獻,是香港一紙亮麗的出版文化史。

 

我們跟北京故宮出版的合作,始於《紫禁城宮殿》(1982)這本畫冊,這是一本從大文化的角度去展現中國傳統宮殿建築理論、藝術和技術的大型畫冊。題材新穎、攝影華麗、設計現代、印製精美,在中文出版界可謂一時無兩,很受歡迎。該畫冊先後出版了多種外文譯本,出版的都是世界一流的出版社,對於當時仍然相當落後的中文出版界,這是很不容易的成果。由於國家政策的日漸開放,中國和世界各國領導人互訪的外交活動漸多,中國外交部還特別向我們訂購了一批《紫禁城宮殿》作為國禮。據我所知,日皇裕仁(しょうわてんのう)、英皇伊利沙伯二世(Queen Elizabeth II)和尼泊爾國王等,都曾獲贈過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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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宮殿》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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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宮殿》內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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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宮殿》英文版出版後不久,編輯部收到一位德國建築學者的一封來信,託我們轉交給主編于倬雲先生。信中內容說:他對東方建築藝術和理論的認識主要來自日本的有關著作,而囿於外文資料匱乏,對中國的建築藝術和理論毫無了解。即使如此,他一直期待有機會去認識,但直到閱讀過《紫禁城宮殿》的英文版,尤其是主編于先生的一篇「專論」,才明白了中國古建築的理論和藝術,並表示感謝,云云。看過來信,感慨良深。二十世紀初啟,中國已出現一批以梁思成和林徽因伉儷為代表的中國古建築學學者,他們以世界的視角、現代的理論去考察、重新解構中國古建築的理論和技藝,蓽路藍縷,成績靡然。可惜當時的中國,正陷於外憂外患、危急存亡的民族險境,政局動盪,社會物質匱乏,無從將專家們苦心孤詣的研究成果很好地予以出版和傳播。雖然經過六十年幾代人的努力,世界人士對中國的傳統建築藝術仍然認識不多不廣。即使到了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國際上開始流行關於東方古建築藝術的圖書,尤其是大眾讀者很有興趣的園林建築,也大都是關於日本的。日本的出版業發達,且這類圖書出版得多,因此得以傳播於世界。從中,我們可體會到,圖書出版的盛衰對一個國家民族文化傳播的影響之大,是不可以低估的。

 

《紫禁城宮殿》畫冊的成功,讓故宮與我們堅定了合作的信心。之後再接再勵,北京動用人力和物力,而我們全力以赴投入編製,接連又合作出版了《國寶》(1983)和《清代宮廷生活》(1985)兩大型圖錄。這三本圖錄,內容囊括了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歷史建築、文物藝術珍藏和宮廷生活的三大方面,被稱為「故宮三書」。至今近40年過去,這些出版物依然在圖書市場上流通,仍具生命力。1992年,正逢中國出版歷史最悠久的「商務印書館」成立95周年,我們與故宮再次合作出版了一大型畫冊《國寶薈萃(上、下)》。此畫冊的出版,牽動兩岸的兩院兩館,無疑是一本具時代意義的策劃。

 

《國寶薈萃》是兩岸故宮隔絕60年後的第一次合作。關於這套書的出版緣起、籌劃及其編製的經過,筆者曾撰《涓滴之水可以成江河—〈國寶薈萃〉的出版與兩岸故宮的合作》一文作介紹(載《閱讀》,第27卷,2012年5月,江西二十一世紀出版社),此處不擬重複。這本畫冊由兩地故宮各精選135件頂尖珍品薈萃而成,主編是北京故宮的楊新副院長和台北故宮的張臨生副院長。畫冊出版後,我到台北參加書展,蒙當時台北故宮博物院秦孝儀院長的接見。一見面,他就向我說,「你們港台兩家商務印書館,對中國文化藝術的傳播,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三年後的1995年,我們與北京故宮,又做了一項很前衞的出版合作,出版了新媒體的《中國文明之窗:紫禁城宮殿(CD-i) 》(其後再出版成另一種新媒體制式的CD—ROM)。這不僅是中文出版界的創舉,放之世界,也是開創性的做法。這產品在法國康城(又譯:坎城、戛納,Cannes)的國際新媒體展覽中獲得了國際多媒體大獎,乃亞洲地區第一個取得是項榮譽的機構,備受國際出版界的關注。它的出現,使得北京故宮博物院中代表古老中國輝煌文明的珍貴藏品、雄偉巍峨的紫禁城宮殿,都透過立體的多媒體展示公開,讓世人大飽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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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明之窗:紫禁城宮殿》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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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香港商務印書館與北京故宮的出版合作,無疑以《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60卷)》的出版工程最為宏大、最具代表性。《全集》於二十世紀的1997年起動,到二十一世紀的2010年才大功告成,足足耗時12年,所以我們冠之為「跨世紀的文化工程」。這套全集的誕生緣起於沈從文先生。1980年代,沈從文老先生常常建議,故宮和香港商務印書館應該合作利用雙方的優勢出版故宮藏品大系,以饗廣大讀者和研究者;他幾乎每次與我見面都會提起,並說這是世界先進國家都會做的文化大業。雖沈先生一再進言,我也明白先生出於不甘落後於世界的願望與一直倡言「古為今用」的信念,卻不敢動此念頭。直到1990年代中期,時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楊新先生和其他幾位院領導特意就此事約我談了好幾回,最初我仍是敬謝不敏,經兩年幾次洽談,終被說動。當時正是香港商務經營得很順利的時候,一時雄心勃勃,估計如果分年出版是可以實現的;又得到了時任香港聯合出版集團董事長兼香港商務印書館董事長李祖澤先生的同意和鼓勵,決定接受這次合作,啟動了這個巨大「工程」。

 

工程既起動,就義無返顧了。幸得北京故宮博物院全力以赴,幾乎動員了故宮的所有專家和相關人員。這樣一項規模的出版,對香港商務印書館來說,猶視之為以繼承商務印書館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備要》等大叢書出版的傳統,擔負着承傳中華文化的使命。當時決定出版的勇氣,或者來自這種文化使命的驅使。

 

俗語說,好事多磨。「九七」後隨即遇上了席捲世界的亞洲金融風暴,如同香港的百行百業,圖書經營和出版都受到了重大的衝擊。但故宮全集的出版工程已開動,停不了,其間經營過程的艱辛,不足為外人道。最後,經12年不懈的努力,《全集》終於如期、高質地完成。這不能不感謝故宮的領導和專家,也是基於文化傳承千秋大業的信念,以及兩地同時通力合作的結果。

 

迄今為止,《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60卷)》仍是香港商務印書館最龐大的出版項目,也是我個人出版生涯中主持過最大的出版工程,關於《全集》的出版,另從文化學術的角度也有二方面頗值一說。首先,在籌備出版的時候,無論故宮照片拍攝的水平、香港的印製條件,都可以出版成開本更大、更豪華的版本。但我們與故宮達成共識,《全集》的編輯取向和出版宗旨強調了三點:

1. 本套全集是供廣大學者、專家甚至是一般讀者作研究和欣賞學習之用,開本和裝幀在於用家方便,價格合理,不一味追求豪華,終成束之高閣的觀賞品。

2.《全集》要求反映當時故宮博物院的學者和專家們的學術研究成果,非只是珍藏文物圖片的結集。這是一套故宮向學術文化界呈獻故宮藏品和其所累積之研究成果的圖書,所以無論總論、分論、圖片說明以至文物的標註,極重視其學術性。這樣的要求,無疑為《全集》的編撰增加了很大的難度。所以《全集》雖說是圖錄,其實是百分之百的著作。作為出版社,能完成當時故宮最龐大的《全集》的出版固然是一種成就;另外,能協助故宮將積蓄已久的研究成果有系統地公布於世,也很有意義。

3.《全集》啟動的時候,就我個人的了解,故宮的專家和研究人員正處於青黃不接的狀態:老一輩大都年逾古稀,中間一輩大都不同程度受過「文化大革命」的干擾,年青一輩則是改革開放後陸續入職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學養和實際經驗尚淺。在這種研究和撰寫力量暫時沒有接續上的時期,《全集》的每卷,都採用老中青結合的撰編形式,中、青代後生得到了老一輩專家的指導和面授,這過程無異加速了故宮學術傳承、交接和提升,意義非淺。

 

在完成《故宮全集》的基礎上,香港商務與故宮繼往開來,充分利用《全集》豐富的珍籍,將之開發成大眾化的文化讀物。諸如《名家大手筆》和《翰墨風神—故宮名篇名家書法典藏》兩套叢刊,深受讀者歡迎。正如開放五百多年宮禁森嚴的明清兩代皇宮「紫禁城」給中外遊客,成為可步入遊覽的名勝古蹟,藉由通俗化的出版,讓廣大藝術愛好者可隨時隨地入手學習和欣賞以往藏之深苑的珍貴藝術品,還有點「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味道。

 

以上是我職業生涯與北京故宮在出版合作上的大概,這樣的因緣自然為我的出版人生添了不少光,但我常常向熟悉的朋友說,能為故宮在出版上做出一些成績,完全是一種機遇,踫上了好時光。香港商務印書館幾十年來之所以能承擔故宮的重要出版,或者說香港在過去幾十年所以在中文出版扮演了相當的角色,是不失時代的需要,把握了機會,盡過自己責任的表現。這一點對於關心香港日後作為的人,是值得深思的!

 

本文獲作者授權刊登,原文刊於《美術家》2020年秋季號(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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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載日期:
2022年07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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