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名人中，孙中山和蔡元培与香港关系尤为密切，他们一个是政治领袖，一个是学界泰斗，于不同的范畴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

在晚满时期，孙中山致力排满革命，成立中国同盟会，任蔡元培为上海分会会长，二人在国内遥相呼应，蔡元培因而有“革命翰林公”之称。孙中山接受西方教育，蔡元培出身传统科举，但他们爱护、拯救国家民族的热忱则一致。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任蔡元培为教育总长。蔡元培辞职后赴德国，因宋教仁被刺，应孙中山之邀，自欧洲起程返回上海。至“二次革命”失败后，偕眷再赴欧洲。两人在国家大事上共同进退，于此可见一斑。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逝，蔡元培在法国里昂举行的孙中山追悼会上致词，讲述孙中山的生平事迹，强调他“一生尽瘁国事，可以矜式国人矣”。前一句是孙中山对自己从政生涯的总括，他在《家事遗嘱》中，有“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等语，后一句是蔡元培对孙中山行事为人的评价，“矜式国人”就是足为国人尊敬和效法的意思。

孙中山在世六十年，奔走于革命凡四十载，蔡元培认为“其机动于救人，其效极乎博爱”，且有“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对于孙中山的学说，他尤为推崇，“至大如《建国方略》，至高如《三民主义》，无不以学术为基础，而予吾人以应出之途径。尤扼要者，谓革命之根本，在求学问之深且闳。所宜服膺勿失，刻苦砥砺，以共策夫科学之发荣。”

蔡元培又以孙中山革命不忘读书为言，他说：“先生一生之精力及时间，虽大半消费于革命运动之中，然有暇则读书，自奉颇简素，而有钱则用以购书，故于新时代科学家之理论，类皆能去其糟粕而撷其精英，更以己意融会之，以证成其特有之主义。”

蔡元培曾撰《三民主义的中和性》一文，指出孙中山固然对于欧美的政治道理研究得很博很深，然而他所以能想通的缘故，还是因为受了本国中和的民族性与中和的历史事实之大影响。例如讲三民主义的时候，说中国要恢复民族的地位，更把固有的道德、知识、能力恢复起来，是何等的看重国粹！讲民权主义，则重视人民与政府两方权力的中和性。对于民生问题，孙中山用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两法来解决纠纷，所表露的就是经济革命的中和性。此外，如主张训政时期，中央与省的权限，采均权制度，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也是中和性的体现。

蔡元培在伦敦举行的孙中山追悼会上致词，一再强调孙中山“有卓越的识见、强毅的魄力、豁达的度量，可以使我们信仰与敬爱”。而说到底，人们所信仰所敬爱的，是孙中山的精神。在很多纪念孙中山的活动中，蔡元培反复说明孙中山足为后世垂范，充分表现出蔡元培这位学界宗师对一代政治伟人孙中山的肯定。他对孙中山行事为人的体会和言行思想的领略，自亦有别于一般人的看法，时代愈远，而愈益显现其卓识。探讨孙中山思想的意义，其见解尤具启发性。

总的来说，蔡元培的评论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是对孙中山革命事业有切实而深层的认识和体会；第二、是对孙中山思想学说有根本而透彻的理解和分析；第三、是对孙中山垂范后世作用的全面肯定和高度推崇。

孙中山早年在香港读书，蔡元培晚岁于香港终老。二人与香港的因缘，他们在此地活动的足迹，以及留给后世的历史记忆，都是弥足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