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名人中，孫中山和蔡元培與香港關係尤為密切，他們一個是政治領袖，一個是學界泰斗，於不同的範疇為國家和社會作出貢獻。

在晚滿時期，孫中山致力排滿革命，成立中國同盟會，任蔡元培為上海分會會長，二人在國內遙相呼應，蔡元培因而有「革命翰林公」之稱。孫中山接受西方教育，蔡元培出身傳統科舉，但他們愛護、拯救國家民族的熱忱則一致。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任蔡元培為教育總長。蔡元培辭職後赴德國，因宋教仁被刺，應孫中山之邀，自歐洲起程返回上海。至「二次革命」失敗後，偕眷再赴歐洲。兩人在國家大事上共同進退，於此可見一斑。

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病逝，蔡元培在法國里昂舉行的孫中山追悼會上致詞，講述孫中山的生平事跡，強調他「一生盡瘁國事，可以矜式國人矣」。前一句是孫中山對自己從政生涯的總括，他在《家事遺囑》中，有「余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等語，後一句是蔡元培對孫中山行事為人的評價，「矜式國人」就是足為國人尊敬和效法的意思。

孫中山在世六十年，奔走於革命凡四十載，蔡元培認為「其機動於救人，其效極乎博愛」，且有「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對於孫中山的學說，他尤為推崇，「至大如《建國方略》，至高如《三民主義》，無不以學術為基礎，而予吾人以應出之途徑。尤扼要者，謂革命之根本，在求學問之深且閎。所宜服膺勿失，刻苦砥礪，以共策夫科學之發榮。」

蔡元培又以孫中山革命不忘讀書為言，他說：「先生一生之精力及時間，雖大半消費於革命運動之中，然有暇則讀書，自奉頗簡素，而有錢則用以購書，故於新時代科學家之理論，類皆能去其糟粕而擷其精英，更以己意融會之，以證成其特有之主義。」

蔡元培曾撰《三民主義的中和性》一文，指出孫中山固然對於歐美的政治道理研究得很博很深，然而他所以能想通的緣故，還是因為受了本國中和的民族性與中和的歷史事實之大影響。例如講三民主義的時候，說中國要恢復民族的地位，更把固有的道德、知識、能力恢復起來，是何等的看重國粹！講民權主義，則重視人民與政府兩方權力的中和性。對於民生問題，孫中山用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兩法來解決糾紛，所表露的就是經濟革命的中和性。此外，如主張訓政時期，中央與省的權限，採均權制度，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也是中和性的體現。

蔡元培在倫敦舉行的孫中山追悼會上致詞，一再強調孫中山「有卓越的識見、強毅的魄力、豁達的度量，可以使我們信仰與敬愛」。而說到底，人們所信仰所敬愛的，是孫中山的精神。在很多紀念孫中山的活動中，蔡元培反覆說明孫中山足為後世垂範，充分表現出蔡元培這位學界宗師對一代政治偉人孫中山的肯定。他對孫中山行事為人的體會和言行思想的領略，自亦有別於一般人的看法，時代愈遠，而愈益顯現其卓識。探討孫中山思想的意義，其見解尤具啟發性。

總的來說，蔡元培的評論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是對孫中山革命事業有切實而深層的認識和體會；第二、是對孫中山思想學說有根本而透徹的理解和分析；第三、是對孫中山垂範後世作用的全面肯定和高度推崇。

孫中山早年在香港讀書，蔡元培晚歲於香港終老。二人與香港的因緣，他們在此地活動的足跡，以及留給後世的歷史記憶，都是彌足珍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