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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老卖老—托古崇古的统治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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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宣扬托古改制变法思想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大同书》、《孔子改制考》。(图片提供:海峰/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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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托古是把现今之事说成是古已有之,假借古代或古人的名义,来推行自己的主张,以加强自己的论据。这是儒家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亦是一种诉诸权威的传播方法。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的统治权威渐趋没落,诸侯间互相征伐,以至礼制败坏,时局动荡。诸子百家在这乱局下,各自提出救世的主张,企图拨乱反正。面对当时的乱局,儒家的政客普遍抱着一种慕古的情怀。他们在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时,往往把尧舜时代及夏、商、周三代的盛世,视为理想的政治局面,又把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和周公等人,看作最值得敬慕的政治人物。

 

孔子在宣扬德治的时候,每每假借尧、舜之名来立论;而孟子在阐述仁政时,就习惯以“先王”来概括有道的君主。自此,托古思想便成为表达政见的一种普遍形式,并透过长期的积习,成为古代士大夫的惯性思维。唐代的韩愈,在阐述礼乐刑政的发展沿革时,便因袭前人的托古思想,把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和孟子视为儒家礼乐刑政的传承谱系,建构了儒家道统的观念。

 

古人托古,主要是为了标榜自己的政治主张,但由于托古思想包含了向慕古时和古人的意识,不期然地衍生出崇古的心态。《孟子‧离娄》认为具备才智的政治人物,都懂得遵循先王之道,而明代的方孝孺甚至主张恢复周代的宗法制和井田制,并认为这些古制的兴废决定了天下的治乱。

 

针对崇古的社会政治现象,部分知识分子提出了相对理性的观点,认为政治应该因时制宜,没有必要贵古贱今。例如法家商鞅的《商君书‧更法》指出,汤王、武王取得政权,并非因为他们遵循古制;夏、商的灭亡,也不是由于改变礼制所导致。明代的李贽,更主张个性的解放,反对权威束缚。他在《焚书》中提出,应该以批判性的思维,去评价古代的政治人物和相关典籍,不可盲目信任和跟从。较为理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虽然对崇古的风气作出批驳,但由于托古思想已经成为一种表达政见的范式,因此,他们在阐述政治观点时,开口仍然不离“昔者”、“古者”,“先王”、“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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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1527-1602年)号卓吾、温陵居士。(图片提供:文化传播/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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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推行政治改革,必须破旧立新,知识分子仍然摆脱不了托古思想的制约。例如北宋神宗的宰相王安石,为了推行政治改革,便采取托古的手段,假托新政中的“保甲法”乃始自三代,而“市易法”则是源于周朝。又如清末的康有为,在推行维新变法,主张学习西方的制度时,曾撰《孔子改制考》一书,指出上古夏、商、周三代都是随时代演进而变革制度,论说孔子也是一位维新派,并托辞民主共和制是孟子发明,甚至说西方的礼帽是“汉世士大夫之遗”,皮鞋是“楚灵王所制” 。

 

人们对于熟悉的事物,一般都会视作等闲;对于距离自己古远的东西,反而会因好奇而产生美感,甚至在传述的过程中不自觉地美化。因此,托古思想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托古思想泛滥,却造就了大批夸张失实、穿凿附会,甚至是杜撰伪造的古代史籍。这对于还原古代史实构成了很大障碍。同时,托古、崇古的心态让人留恋过去,死守经传,以至轻视创造,怯于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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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撰《孔子改制考》,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南湖革命纪念馆藏。(图片提供:海峰/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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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载日期:
2022年0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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