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人们对天的认识有限，但日常生活却受到天象的影响，很容易对天产生敬畏和崇拜的心理。人们对天及其相关的现象既不了解，往往将天当作人类看待，对天赋予人的特质，认为它有意志，有情感，甚至能够判断是非，施行赏罚。这种天道观念，成为古代政治思想中的重要内涵。

根据甲骨文的资料，商朝人笃信天道，认为天有无限的权能，可以呼风唤雨，赐福降灾。他们以占卜的方式去判断天的意志，而主持占卜和解释卜辞的人就是君主，或是君主所委托的人。这样，政治上的支配权自然就落在君主手中了。

后来，周人认为商朝即使笃信天道，也不免失去政权。因此，他们开始怀疑天道。在这种情况下，周人为了修正商人的天道观，便在前人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德”的观念。德字从“直”、从“心”，具有正心之意，也就是指个人的修养。周人认为，君主只有修德，才会得到天的眷顾。个人修养属于人力的范围。而周人把焦点从天意转向人事，可说是思想上的一大进步。

春秋战国时代，很多思想家和政客都已经不相信天是有情感、有意志、全知全能的人格神。他们虽然经常提到天，但并不是一种信仰的表述。例如孔子所说的天或天命，主要是指自然的法则。他曾表示：“不语怪力乱神。” 又说：“敬鬼神而远之。” 可见他并不重视虚渺的天道。在先秦诸子中，墨子是有意利用天道观念的。他认为当时天下之所以大乱，主要是因为人们不再相信天道和鬼神。但他宣扬天道鬼神的赏惩力量，主要是为兼爱、非攻等墨家理论寻找理据。

另一方面，当时的阴阳家上承商周的天道思想，逐渐酝酿出“天人感应”的政治观念。所谓天人感应，是指天会因应君主行政的得失，透过祥瑞和灾异的现象来施行赏罚。两汉时期，伏生（即伏胜）、董仲舒、刘向、刘歆、班固等儒者把天人感应的理论作了系统而详细的阐述。他们认为君主的思想、态度和言行都要符合一定的法度，以取悦上天，而且所有政治措施都要因应时令，以配合阴阳的消长。例如春夏属阳，阳主生，属德，所以要鼓励耕织，施行赏赐、封爵，避免行刑、用兵；秋冬属阴，阴主杀，属刑，是以一切收割、贮藏、断狱、行刑、征讨等事都应该在秋冬进行。这套天道观念虽然沾染了阴阳学说的神秘色彩，但当中所提倡的顺时令、守道德的核心精神却基本上符合儒家的主张。

先秦时代，孔孟虽然不谈天人感应，但亦未有公开反对天道观念。不过，荀子却指出天只是自然的法则，没有情感，无所作为；天下的治乱都取决于人事，而不在乎天意。这种理性的观点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到了东汉，王充秉承荀子的精神，在《论衡》中驳斥了天人感应的理论，认为天人不能互相感应；灾异祥瑞只是自然现象，无关君主的德行和施政。

尽管古代中国总的来看是注重人事而不迷信天意，“天人感应”之说本是用来约束君主行为的，但很多时候，天意天威却被统治者用作维护其权威的神秘思想武器。例如，《汉书‧谷永杜邺传》记载：汉成帝三年（公元前35年）的某个冬日，同时发生了日蚀和地震。丞相谷永认为这些灾异是上天对成帝所作的惩罚。他当面指责成帝沉溺后宫，不理政事，并要求成帝改善施政，弥补过失。谷永敢于冒死犯颜直谏，其实都是假借天威。汉成帝被谷永指陈过失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下诏罪己，自言治国经验不足，行政失当，以致上天借灾异警示。他又请公卿百官直言己过，以为鉴诫。这样一来，成帝便成功建立了体恤民情、虚心纳谏的政治形象，而地震和日蚀便成了这次政治宣传的道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