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人們對天的認識有限，但日常生活卻受到天象的影響，很容易對天產生敬畏和崇拜的心理。人們對天及其相關的現象既不了解，往往將天當作人類看待，對天賦予人的特質，認為它有意志，有情感，甚至能夠判斷是非，施行賞罰。這種天道觀念，成為古代政治思想中的重要內涵。

根據甲骨文的資料，商朝人篤信天道，認為天有無限的權能，可以呼風喚雨，賜福降災。他們以占卜的方式去判斷天的意志，而主持占卜和解釋卜辭的人就是君主，或是君主所委託的人。這樣，政治上的支配權自然就落在君主手中了。

後來，周人認為商朝即使篤信天道，也不免失去政權。因此，他們開始懷疑天道。在這種情況下，周人為了修正商人的天道觀，便在前人的思想基礎上，提出了「德」的觀念。德字從「直」、從「心」，具有正心之意，也就是指個人的修養。周人認為，君主只有修德，才會得到天的眷顧。個人修養屬於人力的範圍。而周人把焦點從天意轉向人事，可說是思想上的一大進步。

春秋戰國時代，很多思想家和政客都已經不相信天是有情感、有意志、全知全能的人格神。他們雖然經常提到天，但並不是一種信仰的表述。例如孔子所說的天或天命，主要是指自然的法則。他曾表示：「不語怪力亂神。」 又說：「敬鬼神而遠之。」 可見他並不重視虛渺的天道。在先秦諸子中，墨子是有意利用天道觀念的。他認為當時天下之所以大亂，主要是因為人們不再相信天道和鬼神。但他宣揚天道鬼神的賞懲力量，主要是為兼愛、非攻等墨家理論尋找理據。

另一方面，當時的陰陽家上承商周的天道思想，逐漸醞釀出「天人感應」的政治觀念。所謂天人感應，是指天會因應君主行政的得失，透過祥瑞和災異的現象來施行賞罰。兩漢時期，伏生（即伏勝）、董仲舒、劉向、劉歆、班固等儒者把天人感應的理論作了系統而詳細的闡述。他們認為君主的思想、態度和言行都要符合一定的法度，以取悅上天，而且所有政治措施都要因應時令，以配合陰陽的消長。例如春夏屬陽，陽主生，屬德，所以要鼓勵耕織，施行賞賜、封爵，避免行刑、用兵；秋冬屬陰，陰主殺，屬刑，是以一切收割、貯藏、斷獄、行刑、征討等事都應該在秋冬進行。這套天道觀念雖然沾染了陰陽學說的神秘色彩，但當中所提倡的順時令、守道德的核心精神卻基本上符合儒家的主張。

先秦時代，孔孟雖然不談天人感應，但亦未有公開反對天道觀念。不過，荀子卻指出天只是自然的法則，沒有情感，無所作為；天下的治亂都取決於人事，而不在乎天意。這種理性的觀點在當時來說是難能可貴的。到了東漢，王充秉承荀子的精神，在《論衡》中駁斥了天人感應的理論，認為天人不能互相感應；災異祥瑞只是自然現象，無關君主的德行和施政。

儘管古代中國總的來看是注重人事而不迷信天意，「天人感應」之說本是用來約束君主行為的，但很多時候，天意天威卻被統治者用作維護其權威的神秘思想武器。例如，《漢書‧谷永杜鄴傳》記載：漢成帝三年（公元前35年）的某個冬日，同時發生了日蝕和地震。丞相谷永認為這些災異是上天對成帝所作的懲罰。他當面指責成帝沉溺後宮，不理政事，並要求成帝改善施政，彌補過失。谷永敢於冒死犯顏直諫，其實都是假借天威。漢成帝被谷永指陳過失後，不但沒有生氣，反而下詔罪己，自言治國經驗不足，行政失當，以致上天借災異警示。他又請公卿百官直言己過，以為鑑誡。這樣一來，成帝便成功建立了體恤民情、虛心納諫的政治形象，而地震和日蝕便成了這次政治宣傳的道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