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三年（1043年），西夏李元昊请求议和，西北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以掌管全国军政副首长的枢密副使一职。之后，范仲淹又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得以推行庆历新政。

欧阳修曾经概括说宋朝立国以来六七十年的政治风气，他以为士大夫们都标榜恭谨、静慎的从政态度，表面上看不出甚么问题，但却带来弊病，形成因循苟且、颓惰宽驰的风气。官僚群体都不想有所作为，敷衍塞责，安于现状，结果是纲纪废坏，中央与地方政务无法修整进步。和他有类似看法的士大夫颇有人在，如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他们都是庆历变法推行新政的主要人物。

范仲淹早年主持应天府学时上书给宰相，提出改革的万言书，主旨在于慎选州、县的长官，这是直接治民、亲民的地方官人选问题。社会整顿和教化是地方官的责任，应遏止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之徒，使投入生产。另外要兴学加强教育，配合导正科举的方向。朝廷则需要保障正直的官员，让他们尽量提出议论和批评，使能畅所欲言而不致获罪，同时得排除奸邪谄佞之人，也就是亲近君子，远离小人。此外重要的是培养将领人才，对不利的国防形势预作准备。范仲淹在其他奏章书表里也提到以上内容，可知他的政治主张和对现状的观察，是有长期关注与思考的，大部分着重于内政上的弊病，因而提出以官僚吏治方面为主的新政。

新政举措

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五十五岁的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的副宰相职位，开始变法改革以推行新政。新政的内容是奉仁宗命论“世务”而写出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其中的主调如他早年的看法类似，集中于吏治澄清的各方面：

一、“明黜陟”：改革官僚升迁只重年资，时间到就升迁，不问劳逸，也不问优劣，造成因循度日，所以要求以考察绩效来决定升迁。

二、“抑侥幸”：宋朝有任荫（恩荫）制度，这种“望父成龙”式的官僚人家特权，显然不公平，且增添大批官僚，增加财政负担，造成冗官之弊，因此须加以限制。

三、“精贡举”：这是先策论、后词赋等的科举改革。

四、“择官长”：规定各级官员推荐下级官员供选择任用，是种考察并保举责任制的方法。

五、“均公田”：宋朝外任官员都有职田（公田），所得为额外收入，有养廉金的用意，要使这种收入符合公平原则。

六、“覃恩信”：各级官员务必要切实执行朝廷诏赦宣布的恩泽，否则论罪处罚。

七、“重命令”：先是做到谨慎颁布命令，但令出则必行，不得违失、敷衍。

八、“厚农桑”：针对农业生产的利弊，持续施行鼓励劝农，辅以修水利、筑堤塘、利农防灾等，达成养民富国的政策。

九、“减徭役”：减免扰民、困民的赋税和劳役，使人民的负担合理减轻。

十、“修武备”：在于考虑国防军事的重担，计划实施唐朝曾施行的府兵制，以期能强兵又节省财政开销，但这方面的阻力很大，只停在规划阶段，并未颁布施行。

新政受挫

新政施行不到一年即受挫而止。次年六月，范仲淹离开朝廷请往西北巡边为安抚使。究其原因，新政主调在于整顿官僚，自然易受到官僚们的愤懑及攻击，如考察绩效、抑制荫补特权、保举责任制都使人心不安，损害官僚利益。其他如农桑和徭役，因一时还看不到成效，民间也缺乏支持声音。此外，朝廷官僚对新政多持保守及暧昧的态度，加上党派利益和恩怨，不是观望就是议论纷纭，进而制造了新政推行者结成朋党，成为攻击的口实。宋朝皇帝一向忌讳朝廷官僚结成朋党，仁宗急于用范仲淹是他御西夏而功名大噪，当夏、宋和谈，边事已缓时，就不那么坚定支持了。朝廷争议、朋党事起、流言蜚语，使范仲淹、富弼等主政者惶恐求去。新政的灵魂人物离开，就注定了改革的结局。

范仲淹的新政可说是短暂又以失败终场，虽说如此，但如“抑侥幸”、“精贡举”，还有要求仁宗下诏全国兴学等都影响后来，也成为神宗时王安石变法的张本和经验。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调知邓州（河南邓州），写就《岳阳楼记》，留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以作为他从政最高理想实践的胸怀及未成的回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