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臣的范仲淹，胸中不但有经国文章，同时也有着军事谋略。他最主要的军事成就，就是在西北重整边防，抵御对宋朝虎视眈眈的西夏。

西夏的侵扰

宋初党项族建立的夏国同时臣属于宋、辽二国。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继任的夏国王李元昊颇有雄才大略，他决心争取和宋、辽二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于是在1038年正式称帝，还作样子上表仁宗希望能“册为南面之君”，实则是如同“独立宣言”。宋朝廷立即断绝双边贸易，悬赏斩元昊，并行军事部署，但李元昊早已料到，多年前即积极寻找宋朝边防的弱点，也曾经发动过多次边境小规模试探性的攻侵。

李元昊称帝的第三年（1040年），宋夏在陕西延安西北的三川口爆发大战，结果宋兵全军覆灭，宋朝廷大震，急速提高西边国防为朝廷要务。但接下来两年，在宁夏隆德境的好水川、固原境的定川寨，宋军仍遭到惨败，这都显示宋军非但无力攻服西夏，反而暴露出边防的危机，更不妙的是北方辽国正想乘火打劫，宋朝面临两面受敌的威胁。

辽朝的企图

宋、辽自澶渊之盟后，双方平等往来，维持颇为友善的和平关系。继位的辽兴宗年轻气盛，好夸示其强权，插手宋夏关系，企图从中获利，并表现他主盟国际秩序的地位，进而有统一天下的野心。他在1041年底遣使宋朝，以索取五代时后周世宗攻占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十个县为借口，同时质问宋朝伐夏及增兵的原因。其实在此前西夏侵扰边境时，宋人已判断契丹会乘机与西夏相结以制宋。经过外交折冲，宋朝的外交家富弼终于和辽朝达成协议，虽增加岁币银、绢合二十万两匹，但却使辽朝约束夏国，与宋议和，促成了“以夷制夷”的策略。西夏受迫，而且怨恨辽朝逼夏议和，开始侵扰辽国边境，这又引起辽国对夏的惩罚征战。虽然辽军征夏战事失利，但使得宋朝又收到意外的“以夷攻夷”的战略成果。

范仲淹受命经略西北

李元昊扩张图强，打破了与宋朝不发生较大战争的局面。宋朝对夏的战事谋略议论颇多，当中还涉及辽国和周边民族势力、政权等。其中较为可行的策略有二：其一是以和平为原则，对辽、夏都主张让步，守国待变；其二是以夷制夷，使辽、夏相互牵制，但不至发动战争来达成。范仲淹所主张的就是前者。

1040年范仲淹与韩琦受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正使为夏竦。夏竦对西夏的策略倾向于采取守势，考虑宋朝长期边备不良，军队战力不强，不宜出兵攻讨，这和范仲淹的看法相似，也和有些人认为“和戎为利，征戎为害”的观点一致。尤其三川口战役宋军惨败，使固守主和的声音渐受重视。但韩琦仍坚持主攻，结果在次年，又有好水川之战，宋军大败，主将任福战死。

约在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底，朝廷对西夏策略已定调为议和守御为主。同时将陕西边防分成四个路，由四名统帅分任经略安抚招讨使，范、韩是其中二位。范仲淹的策略在于几方面：一是守策之外，更备攻术，是种积极防御的态势，看虚实来避强攻弱；二是选将领、修城寨、备军器、储粮草，完整攻守实力；三是坚壁清野，长期困敌，以逸待劳，敌军大至则守，小至则击，间隙则攻，攻守灵活。这些策略过去在他的议论中时常提出。

范仲淹反对韩琦出兵攻战的作法，目的是既然能使夏国无法得利于攻侵，又可疲劳其军兵，消耗其国力，毕竟宋朝大国，整体国力非西夏小国可比。当夏无法得逞，再加上辽朝的压力介入时，就不得不罢兵谈和了。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有民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脍炙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