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生活在各自的环境背景中，难免会受时代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对历史人物的了解，必然要先观察他所处的世代。以范仲淹而言，他一生的经历和宋朝其他有志之士有着相似之处，都是以变改宋朝贫弱的局面为己任。

宋朝建国与中央集权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960年）前约半个世纪时，大唐帝国为朱温（全忠）所夺，建立梁（后梁）朝，继而是唐、晋、汉、周几个短命朝代，这是华北地区的政局，它们被看作是继唐朝之后的“正统”朝代。我们说唐宋之间的半个多世纪是“五代十国”时期，除华北中原地区这五个朝代，以及山西地方有个（北）汉政权外，南方中国还有前后建立的九个地方政权。五代十国原都是唐代各地的藩镇逐渐形成的各自政权，有的政权承认北方的五代是继唐以来的中国正统，有的则不以为然，认为中国分裂，各立其国。

赵匡胤以兵变夺取（后）周朝而建立宋朝，他和继位的弟弟宋太宗赵光（匡）义，先后致力于中国的统一事业，经过约二十年逐渐平服各国。除去北方的契丹辽国，西北的（西）夏国，西方的吐蕃，南方的大理等，宋朝基本上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完成了中国本部的统一。

宋朝建立后首先确立中央集权的基本国策，这是考虑到自唐末、五代以来藩镇把持地方，形成的“君弱臣强”的局势，使得战乱频仍而政权更迭，于是以收兵权、财权、政权为三大原则，将三权全收归中央，达成以“强干弱枝”为目标的祖宗家法，也就是转变为“君强臣弱”的局势。如“杯酒释兵权”的说法，分割宰相权力的安排，全国官员由中央差遣任职的方法，以及地方监司单位的设置等等，都无非是和中央集权的国策有关。而这项国策的核心就在于“防弊”，进一步说是巩固政权和维持绝对的皇权，凡有助于此的策略方法，无不制订奉行，反之，无不厉禁。

北方强敌环伺

在五代时期，北方已有强敌契丹辽朝，当朱温建立后梁时，也正是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之时。此后契丹通过征战扩张成为北亚强权，对于南方中原王朝而言是最具威胁的北敌。契丹曾扶持石敬瑭灭后唐建立后晋朝，得到燕云十六州之地为回报，册封石敬瑭为臣属之国，不久又南下攻灭后晋，入主中原，定国号“辽”。虽然契丹旋即退出中原北返，但直到宋朝建国后始终都是南方中原政权最大的强敌。由于河北、山西北部燕云之地沦于契丹，长城失去五关的险守，北敌随时可以擅长的骑兵长驱而入，造成国防缺失和边境紧张，宋朝只能以重兵驻防北边，形成兵员扩充和财政上莫大的负担。

西北方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它是由唐朝时任命的节度使藩镇所形成，占有陕西、宁夏、内蒙部分地区的五个州，表面上虽臣属于中原朝廷，但也企图扩张，侵扰边境。宋朝对西夏的攻战始终无法平服，也不能有效地遏止其野心，同时西夏还对辽国称臣，一则是迫于宋、辽两大势力不得不然，以称臣属维持其政权，一则是想利用两强的对峙谋取外交上的制衡与缓冲。宋太宗自北伐幽、燕为辽朝所败之后，确定了“守内虚外”政策，对辽、夏以羁縻姑息、避免战争为要务。到宋仁宗时的西夏国王李元昊，急于实现他的雄心壮志，使得西夏成为西边强猛的外患。再加上雄踞北边的强敌契丹，都给宋朝军事与财政上带来颇为沉重的负担。

国计民生的难题

面对北方强敌，宋朝必须维持大量的军队来巩固国防，中央禁军由宋初的20万，到中期仁宗时达到82万，加上其他军兵共超过120万，养兵军费庞大，其中还有些是因灾荒而招募来的流民，用以安定社会，故兵多未必适用，遂成为冗兵。

其次，宋朝重文人士大夫，官员待遇好、员额多，机构不免叠床架屋，员额由真宗时万余人到仁宗时达二万多，还有吏员万余名，其中有些是任荫而来的官吏，遂造成冗官的弊病。官吏多因循守常，士风不振，而且消耗财政上巨额的经费，其他还有典礼费用，如“郊祀”（祭天）并赏给官员的花费就达千万贯上下。

从宋初建国以来到仁宗时已过六十年，国防武力不尽期望，国计财用窘竭欠足，渐形成积弱、积贫的困难局面。民间赋役不均且重，仍有自五代以来残留的剥削名目，有财势者避赋役，无力者负担难免，民生凋敝，社风萎靡。如何改贫弱为富强，当是那时代的重大问题，也是有识之士有志改革及振奋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