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从凤阳农村走出来的，他的童年和青少年都在这里度过。当上皇帝后，他一度宣布蠲免家乡的赋税，以示爱恤之意。凤阳也因为是龙兴之地，由南直隶直接管辖，还因为是明皇陵所在地，又在此设置“中都留守司”这一中央直辖的省级军政管理机构。朱元璋还有更大的“衣锦还乡”的举动，就是在这里修建明朝的新都城，即明中都。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改濠州为中立府，下令修建中都城，要求“如京师之制”，规制等级很高。实际上，建国之初朱元璋就围绕都城选址做了不少探索。1368年建国时以南京为京师，徐达率兵北上时，改河南汴梁名为开封，朱元璋下诏以开封为北京，颇有继承传统华夏王朝正统之意，也形成了明朝历史上第一个“南北两京”。到洪武二年，他又下诏以临濠为中都，营建新都城，颇有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之意。从明中都流传下来的规制和名称看，朱元璋是想将家乡凤阳作为理想的首都，而南京、北京只是陪都。

限于明初的史料，有关中都的记载很有限，但可以肯定的是，中都由李善长主持营建，到洪武六年（1373年）时，皇城及禁垣的城墙和基础等基本建成，外城也已夯土筑成，施工规模浩大，至今我们仍然能看到雄伟壮阔的明中都遗存，它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明太祖实录》卷九十九记载，洪武八年夏四月十五日，“功将告成”，朱元璋抵达中都。出发前的太祖春风得意，满心豪迈。在前往凤阳的途中，他畅游滁州，祭拜滁阳王郭子兴，于“醉翁亭下，酿泉备酒，掬饮者酣”，乘着酒兴，著有《感旧记有序》：“予因督工中都，道经滁州，乘春之景，踏青西郊……”，可见心情大好。到凤阳后，他祭告天地，亲祭祖陵，似乎一切都正常进行。

然而，让人非常奇怪的是，四月二十八日朱元璋一返回南京，马上宣布“罢建中都役作”、“以劳费罢之”。这太意外了，更加诡异的是，朱元璋此后再也没有返回家乡，留给后人无数的猜想。那么朱元璋在凤阳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他最终放弃中都作为首都的计划呢？对此，后世学者有许多猜想。对明中都最有研究的学者，是已故的王剑英先生，他曾在凤阳生活多年，并长期考察中都遗址。他在专著《明中都》中列举了几种朱元璋罢建中都的原因，一是前引《明实录》的记载，“以劳费罢之”；二是刘基曾给朱元璋建议，“凤阳虽帝乡，然非置都之地”；三是朱元璋在凤阳期间，得知工匠发生了集体反对营建的事件。长期研究凤阳文史的夏玉润先生在他的《朱元璋与凤阳》和《凤阳古今》两书中，也对罢建中都的原因有所罗列，比如凤阳的风水不佳，不适合建都；再如中都营建奢华，与朱元璋的治国理念和明初的形势不相符；同时，不排除凤阳为淮西集团的大本营，在此建都有可能影响皇权的稳定等等。

以上种种，可能都影响到性格多疑的朱元璋，成为他最终下决心罢建中都的重要因素，那么是不是还有直接的导火线或更重要的原因呢？我们再回头看看朱元璋在凤阳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明史‧薛祥传》有一条记载很值得关注，薛祥在洪武八年（1375年）时任工部尚书，“时造凤阳宫殿，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斗殿脊者。太师李善长奏诸工匠用厌镇法，帝将尽杀之。祥为分别交替不在工者，并铁、石匠皆不预，活者千数。”这里是说，朱元璋坐在即将落成的殿中，似乎听到有人持兵器于殿脊打斗的声音，此为不祥之兆。又李善长查报，有工匠使用“厌镇法”（或称厌胜或压胜之术）诅咒朱元璋，恐不利于江山社稷。

种种史料表明，营建中都必须役使大批工匠，薛祥“活者千数”，说明当时参加营建的工人数量很大。营建劳民伤财，招致匠人不满或强烈反抗，不论工人是否用了“厌胜之术”，朱元璋是相信古代匠人的“技术反抗”。原来想荣归故里、光宗耀祖的朱元璋，回乡却遭到如此打击，如果再联想此前刘基“凤阳未置都之地”的劝谏，也恰在此时，刘基去世的消息也上报到朱元璋的面前。此事对他可能是很大的双重触动。朱元璋在综合考虑了营建中都带来的种种消极的影响和不利的因素之后，遂以“劳费”的理由罢建中都。

朱元璋有很浓重的家乡情结，当上皇帝之后，他曾多次回忆起在凤阳的生活。从洪武二年（1369年）就下令营建中都凤阳，这不是一时兴起，他肯定知道建新都城花费巨大，所以“劳费”不过是借口。到洪武七年（1374年）时，还更名濠州为凤阳府，显然是做好了在此建都的准备，只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他断然下令罢建中都。到洪武十一年（1378年），他又废掉开封的北京之名。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曾一度想建都于西安。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洪武一朝在都城制度建设上，还处于摸索之中，后来明成祖迁都到元大都，即今天的北京，是明朝都城制度探索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