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散文体裁多样，结构谨严，析理透辟，语言简洁，笔力雄健，风格由刚劲峭直渐趋深婉温醇，以其杰出的成就跻身于“唐宋八大家”之列。除了可以阅读《灵谷诗序》、《答司马谏议书》、《祭欧阳文忠公文》、《同学一首别子固》、《回苏子瞻简》等外，试以《伤仲永》、《游褒禅山记》、《读孟尝君传》三文说明之。
《伤仲永》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於邑人，不使学。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
这是王安石青年时代写的一篇杂文，《王安石全集》将其编入杂著类，据《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载，本文写于庆历三年（1043年），作者时年23岁。文章记载了一个天才儿童被庸俗的社会所毁灭的经过，而推论到人的知识不是天生不变的，需求不断的学习和更新，否则必将退步。它从侧面接触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并以诗人抒情的笔调来表示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刻感受，极力强调后天教育的重要。
本文敍事简洁形象，议论精辟警策。文章寓理于事，因事言理，敍事和议论相结合，言简而意深，显示出王安石的散文在青年时代就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游褒禅山记》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至和元年（1054年）七月，王安石任舒州通判期满，在离任赴京途中路过褒禅山，写下了这篇游记。此文是一篇通过记游而说理的论说文，阐述了立志进取、勤于思考的哲理。作者认为，无论做任何事情，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要有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精神，治学应有求实的精神和严谨的态度。文章记敍和议论结合得颇为自然，前半篇记游，后半篇议论。记游是议论的根据，议论又紧紧扣住前面的游程，由实到虚，前呼后应，环环相生。文章明写记游，暗寓哲理，使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没有流于孤立的说教。作者巧妙地将记游和说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既把抽象的道理阐述得生动形象，又使得具体的敍事增加了思想的深度。
《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孟尝君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公子，以招纳贤士而著称。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孟尝君的事迹。本文就是王安石读了《史记•孟尝君列传》后写的感想，做的是翻案的文章。
王安石的论说文每每能不囿于成见，而提出新颖的见解，本文即驳倒了“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之见。作为一个政治家，王安石以敏锐眼光来评判历史人物。他不纠缠于具体事件，而从大处着眼，把孟尝君放到他所生活的那个特定时代加以审视，从养士能否“制秦”的高度来考察他所得是否为士，写出了“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这一全文之警策之句，一举把人们长期盲目崇拜的偶像推翻，具有高屋建瓴、睥睨千古的非凡气度。全文词气凌厉，逻辑严密，篇幅不足百字，一气呵成，堪称千古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