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的摩崖石刻是武夷山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武夷山添了迷人的人文景观。它既有分散的单幅题刻，也有集中的题刻群。在一曲溪畔的水光石便是武夷山最大的题刻群之一。水光石畔，波光潋滟，水光石上题刻琳琅满目。“碧水丹山”是南朝文学家对武夷山的经典点评，“名山大川”是引自御封武夷山的敕文；“智动仁静”是对儒家思想的哲理概括；《九曲棹歌‧一曲》乃是朱熹的诗刻。还有，“山水奇观”、“兴来独往”、“引人入胜”、“尘环别界”、“翠洞流霞”、“峰横碧漾”等精美的题刻，令人目不暇给。据统计，武夷山各类题刻有四百三十余方。有山水题刻、诗歌题刻、楹联题刻、哲理题刻、名茶题刻、纪游题刻、言志题刻等，内容宏博深邃，形式琳琅满目。单就书体上看，篆、隶、真、草、行，以及魏碑、汉简，各种字体齐全。它穿越一千五百余年，自晋至今的历史时间隧道，从远古走向当代，见证了武夷山历史文化的发展轨迹和脉络，为中外游客所珍赏。

山水题刻

“武夷山水天下无，层峦叠峰皆画图”，武夷山早就是中国的十大名山之一，千百年来，历代的文人墨客、逸士游人写了无数对武夷山水的诗文、名句，有许许多多被铭刻在武夷的丹山云崖间，让人代代品味珍赏。一曲水光石上的“碧水丹山”四个大字，出自千多年前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赞美武夷山的辞章。一曲儒巾石的“千崖万壑”则是南朝顾野王赞颂武夷山“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名句的概括，它是出自南宋大儒蔡沉的手笔，笔力遒劲俊峭。四曲的“真山水”、“溪山胜处”、“应接不遐”，天游峰胡麻涧“第一山”、“奇胜天台”，天游峰顶的“武夷第一峰”，天游峰麓晒布岩下的“壁立万仭”，都是武夷山水题刻的精品。

《九曲棹歌》诗刻

《九曲棹歌》是朱熹吟咏武夷山的七言绝句组诗，为历代游武夷山的骚人墨客所称颂，在《武夷山志》中，还刊有后人以朱熹原韵奉和的棹歌新作，使九曲溪不仅是一条山水长廊，还成为一条诗情弥漫的清溪。《九曲棹歌》是一组著名的山水诗，辞章曼妙、用典准确，富于哲理，诗情浓郁。其题刻也为书法家朱熹所挥毫，笔力遒劲俊朗，是诗书双璧的力作。《九曲棹歌》分别被镌刻在九曲溪中，从一曲到九曲的岩壁上，如一曲的水光石，二曲的勒马岩，五曲的晚对峰、六曲的响声岩等依稀可辨，由于历尽八百多年的风蚀水浸，有些地方已亡佚，亡佚的地方已为今人相继补上。《九曲棹歌》是九曲溪上精彩的人文景观，为九曲溪平添了诗的豪情和棹歌的回响。

楹联题刻

楹联是张贴在大门两边的文化形式，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武夷山奇峰碧水的崖壁间的楹联题刻，丰富多彩，令人品味再三。“门内有人人至，洞中无物物逝”。这是天成禅山门外的楹联题刻，深寓禅机。“曾经沧海难为水，看到武夷方是山”。钻刻在天游峰胡麻涧的这幅对联，借诗人的名句集成，成为赞美武夷山的楹联佳作。唐代诗人元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名句，人们十分熟悉。临川才子聂大年挥毫的“不宗朱子元非学，看到武夷方是山”也十分出色。楹联的作者是光绪年间崇安县星村分县的知县丁瑾，他把两诗人的名句集成对联，对偶极工，平仄合辙，用魏碑书体写，雄穆劲健，更显功力。

哲理题刻

充满哲理诗情的名言警句，往往令人沉思、顿悟。把它鑴刻在山水云崖间，让人观赏、体味，别有一番文化意涵。“居高思危”的四个大字，是大王峰张仙岩上的题刻，它不仅是对官居高位，大王小王般人物的警世良言，对一般平民百姓也有“居安思危”的启迪。明代理学家李材在一曲水光石上的“修身为本”，是修生命哲学方面的警句，启发人们应修身明德，做利民利国之事。朱熹在六曲响声岩上的题刻：“逝者如斯”，是对孔子儒家思想的承传，启示人们，人生的生命时光就像这里的流水一样飞逝，要珍惜有限的生命时光。

游记题刻

在琳琅满目的武夷山摩崖题刻中，有一方长达1,800字的游记题刻，是武夷山题刻的代表，十分富有文化价值。“武夷山游记”题刻在隐屏峰北麓登山处岩壁，记述明代学者熊明迂畅游武夷山整个过程，文词华美，激情洋溢，写景寄意，不可多得。另一篇明代福建布政使司茅瑞征的题游碑刻，立于武夷山三清殿后，长达千余字，用精妙的文学语言把武夷山和杭州西湖作了审美比较：“西湖秀娟而态远，武夷奇峭而境特；西湖局显以韵胜，武夷局壮以质胜……”读后令人感到难得的审美享受。

言志题刻

在武夷山一曲的水光石上有一方题刻，其内容气度恢宏、留恋武夷，特别引人注目。“大丈夫既南靖岛夷，便当北平胡虏，黄冠布袍，再期游此。”这是抗倭英雄戚继光在武夷山，留下的言志记游题刻。戚继光（1528—1588年），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人，是明代抗倭将领，官至左都督、太子太保加少保。曾转战福建沿海的诸多海滨城市，枕戈达旦，驱倭建勋，战果累累。上述的题刻表达了戚继光气壮山河的豪情，他准备北上再建功勋，期望重游武夷山的雄心壮志和对武夷山的无限眷恋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