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避暑山庄是清朝几代皇帝避暑和处理政务的重要场所，也是清朝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政治舞台。避暑山庄见证清朝由兴盛走向衰落的过程，也记录了康熙、乾隆、嘉庆、咸丰四朝皇帝利用避暑山庄和外八庙进行广泛的施政过程及取得的成果。作为清代皇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与金碧辉煌的北京紫禁城完全不同之处是，避暑山庄的建筑大多以朴素的灰墙灰瓦为主要基调，不施彩绘，不加雕饰，清雅宜人。这种建筑设计并不是出于节省经费的考虑，而是充分体现了康熙、乾隆利用避暑山庄与少数民族结好的政治思想。

围绕着避暑山庄周围的外八庙是与避暑山庄同期修建的，每一座庙宇均记载了与少数民族紧密相关的历史事件。这些庙宇建筑与避暑山庄形成鲜明的对比，它们都是红墙金瓦，高大奢华。金碧辉煌的庙宇围绕着朴素的避暑山庄，印证了少数民族受到清政府的尊重，紧紧围绕在清政府的周围。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一笔，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清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怀柔政策，使得各个少数民族团结在清政府周围，出现了长期和睦共处与交流往来的局面。自康熙皇帝修建避暑山庄开始，在避暑山庄接待少数民族首领就成为了清政府政治生活的常例，体现出清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特点。

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具有高瞻远瞩的雄才大略。他把团结怀柔蒙藏少数民族作为治国的策略，通过满蒙联姻，多伦会盟，木兰围猎等手段，结好蒙古各部贵族，把分散于漠西、漠北、漠南的蒙古各部全部团结起来，形成“塞上雄藩”，达到“众志成城”共同抵御外侵的目的。康熙提出不修长城，通过各种手段，团结蒙古各部，形成北方特有的屏障，改变了历史上的边防概念。强化木兰秋狝，修建避暑山庄，是康熙皇帝实施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避暑山庄的修建，推动了木兰围猎的政治作用，为康熙皇帝与蒙古各部的联系提供了更好的场所。避暑山庄是康熙皇帝亲自择址修建，驻跸热河期间，蒙古各部相继来朝，络绎不绝，蒙古王公纷纷到避暑山庄觐见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均以礼相见，并给予封爵、赏赐、赐宴、观火戏等待遇，使得前来朝拜的蒙古王公心悦诚服，感激不已。

乾隆皇帝即位后到过避暑山庄53次，每次都是五月来，九月份返回北京，朝廷内全部办事机构中的大批官员和负责人均会随行，国家发号施令的中心随皇帝的驻跸热河而转移到承德。乾隆时期许多重要活动都在这里举行，许多有关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的重大政策及外交策略也是在这里制定。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清朝建立以后尊崇喇嘛教。清朝在总结历代对西藏统治的基础上，加强对西藏的管理，而乾隆皇帝又在总结前朝皇帝的统治经验上，逐步采取废除藏王、提高驻藏大臣的地位。乾隆朝前期在西藏问题上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废除藏王制，二是制定《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共有十三条。章程中强化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再次明确西藏是清朝统治下的重要地区。乾隆朝后期在西藏问题上也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建立制定金奔巴瓶制等措施，直至颁布《钦定西藏章程》，使清王朝对西藏的统治由人治走向法制，由宗教走向政治。

从1755年至1780年，乾隆皇帝不惜重金在承德修建10座寺庙，其中仿西藏桑耶寺的普宁寺、仿西藏布达拉宫的普陀宗乘之庙、仿西藏扎什伦布寺的须弥福寿之庙，三座金碧辉煌的皇家寺庙充分表达了乾隆皇帝对西藏地区的高度重视，以及尊重藏传佛教，希望通过宗教手段达到各民族团结的美好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