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专断是中国古代文化专制的表征，与专制政治体制相互依存。任人唯亲、结党专权和派系争斗等，都是中国历史上官场专断的常见现象。官吏的选拔与任用，是衡量一种制度及国家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准。中国古代实行的世卿世禄制及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制度是导致出现官场垄断的重要原因。世卿世禄制的本质是世袭制度，爵禄世袭衍藩，官之子恒为官，政权及官爵被家族世代垄断，造成政治腐败。九品中正制的目标本来是要扭转官场垄断局面，精神是“唯才是举”，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变成世家大族进一步垄断政治的工具。党派互争也是官场垄断下的普遍现象，朝上百官互相排挤倾轧，拉帮结派，党同伐异。

任人唯亲是专制制度的产物。中国古代君主为了稳固统治，选官用人时经常不察实德，不求才干，较看重血缘亲疏关系，尤其是某些重要职位，往往任用家族或母族、妻族的亲属。这种用人方式毫无透明度和公正可言，官官相护、犯而不纠、奸无所惩等官场弊端随之滋生繁衍，是政治腐败的温床。当形成权力网与关系网后，官僚任意剥削黎民百姓、侵吞社会财富，成为侵蚀国家根基的蛀虫。此外，任人唯亲造成在位者尸位素餐，才不济务，堵塞出身寒门德才兼备士子的仕途，剥夺他们的参政权力，即“若任用无才，则有才之路塞”，有才之士报国无门，压抑郁愤。因此任人唯亲实在是对社会人才的一种戕害。

世卿世禄制是中国古代一种为官制度。西周时期各级官员一般都由贵族担任，按级别大小和地位高低，领有数量不等的土地为采邑，采邑的赋税收入作为俸禄，若无重大过失，其职位和俸禄可世代承袭。此种世袭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皇族成员均授予爵位，子孙世代承袭卿爵之位，享有爵禄。世袭的卿大夫掌握军政大权，平时是行政长官，战时是统军将帅。自此之后，这种世袭爵位及俸禄的制度代代沿袭。唐代宗室从“亲王”到“男”分为九级，明代分为十一级，清代宗室封爵有十二级，这些领有爵位的宗亲享有一定特权，包括土地及民户，子孙可以荫袭。这种世袭制与“唯才是举”的选官原则截然相反，统治者以此把持官场，垄断政权，世袭衍藩。所谓“四民分野，官之子恒为官”，“龙生龙，凤生凤”。世卿世禄制是家天下观念的体现，是专制政体的组成部分。这种体制容易造成政治腐败与王朝衰亡，并限制和阻碍平民百姓参与政治。

九品中正制建立之初，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与曹操的“唯才是举”是一致的，对世家大族垄断政权起到一定抑制作用。但魏国中期后，随着世家大族势力膨胀，中正官之职渐为世家大族把持。他们品评人物时只重门第，不论才能，将家世门第列为评定品第的唯一标准。所谓“计资定品”，有权势的世家大族自此垄断上品高位，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势）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变质后，世家大族控制选举及政权，将这制度变为只看门第高下的等级制度，加速门阀士族制度的形成。至隋文帝建国后废除九品中正制，以科举制代替，这在历史上是一项重大进步，打破士族门阀垄断政权的局面，为贫寒之士开辟参政之途。

党派互争是古代朝廷中不同政治派系之间的斗争。在政治或学术上存在分歧的官僚在朝中拉帮结派，树立门户，彼此攻讦。各派系都有自己的靠山，在如废立太子、外族入侵、文化政策、变法改革及地方割据等问题上党同伐异，互相排挤倾轧，在朝中交替执政。所以党派相争不只是表面上的政见和学术见解的争论，基本上是权力和利益之争。东汉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党争、宋代的庆历党争、元佑党争、明代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等都是著名例子。党派互争造成严重影响。首先，党争往往造成政局混乱，当贪婪及残酷的党派取胜，把持政权，必然导致朝政更为腐败。其次，斗争双方都企图将对方置诸死地，因而被牵涉者也较多，株连甚广，许多无辜者也遭殃。历史上不少党争令许多知识分子无辜遭祸，前途断送。

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专权，朝政黑暗，社会危机四伏。当时太学中的太学生和郡国学的生徒，关心政治，不满宦官把持朝政，遂与开明的士大夫联合起来，对抗宦官势力，时称党人。他们以“清议”的方式，制造舆论，激浊扬清，抨击时政。党人声势浩大的清议运动触怒当权的宦官集团，他们于是残酷镇压党人，史称党锢之祸。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于桓帝（公元147－167年）时期。延熹九年（166年），与宦官关系密切的术士张成推算朝廷将有赦令，唆使其子杀人。后来司隶校尉李膺派人逮捕杀人犯，这时果然来了赦令。但李膺不顾赦令，处死张成的儿子。张成的弟子牢修于是上书桓帝，诬告李膺“共为部党，诽讪朝政，疑乱风俗。”桓帝震怒，下诏逮捕李膺等党人二百余人。次年，经外戚窦武说情，李膺等赦归故里，但禁锢终身，不得为官。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在灵帝（公元168－188年）时期。当时窦武与陈蕃共同扶政，起用被禁锢的李膺和其他党人。永康二年（公元168年），窦武、陈蕃谋诛宦官曹节等人事败，窦武自杀，陈蕃被杀。曹节等继而以“部党”之罪加紧迫害党人，捕杀李膺等一百多人，党人的亲属及门生故吏有官位的一律免官禁锢，受株连者六七百人。这次党锢之祸持续十多年，直至黄巾起义爆发，灵帝才下令大赦党人，党锢之祸至此告终。党锢之祸是继秦朝坑儒后另一宗大规模迫害士大夫事件，事件中皇权与宦官联手打击士大夫势力，也是政治及文化专制的体现。

唐朝宪宗至宣宗年间（公元806－859年），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李党”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牛僧孺、李宗闵批评时政，遭宰相李吉甫排挤，形成党争。武宗会昌年间（公元841－846年）是李党的极盛时期，宣宗朝则是牛派得势。两派斗争接近四十年，期间双方将政治伸向文化领域，企图借文字制造祸端，挑起党争。德宗（公元779－804年）时，李德裕的门人卫瓘，以牛僧孺的名义写了一篇传奇小说——《周秦行纪》，伪称牛僧孺未举之时遇到薄太后、王昭君、杨贵妃等人的鬼魂，并借杨贵妃之口直呼德宗为沈婆儿（德宗之母称为沈婆，沉婆儿即沉婆的儿子）。李德裕欲借此机会挑起文字狱，陷害牛僧孺。文宗即位（公元826年）后，认为“此必假名，僧孺是贞元中进士，岂敢呼德宗为沈婆儿？”故并未追究，李德裕的阴谋才不能得逞。从这次事件中，可看出政治权力可以随意及粗暴干预文化，将文化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