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专制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科场垄断，专制政府把持科举考试，确保被录用者绝对忠诚于君主专制政权。科举取士是自隋代以后历代王朝选拔官吏的考试制度。由于这是士人入仕的唯一途径，因此政府对科举的控制十分严密，由此形成对士人的种种束缚。为了加强控制士人，自武则天起，君主还通过殿试亲自主持考试。政府对科举考试的教材也作严格限定，甚至钦定教科书，连考试的文体也有统一标准，如明清时期的八股文。士人只能按官方规定及标准去读书及应试，不得随意发挥。科场垄断决定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思考问题时只能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不能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只能成为政治的附庸，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

“学而优则仕”是科举制度择士的标准。“学”的目的是为了“仕”，这就将读书、应试和做官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学术及文化沦为升官发财的手段和工具。知识分子为了入仕，皓首穷经，成为读书考试的工具，缺乏自主思想和实际才能，更丧失身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学而优则仕”与君主专制制度成为一对孪生兄弟，按这一标准录取的“优秀人才”才符合统治者的需要，有利巩固君主专制统治。士子的聪明才智尽被耗费在读书应试之中。

清代吴敬梓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塑造了范进这个既可怜而又可悲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为了走上仕途而刻苦攻读、皓首穷经，最终却落得获取功名后，喜极而疯的悲惨结局。范进在50岁才中举，接到消息后，竟然欢喜得发了疯。士子中了举人，不仅可以继续参加全国的会试，而且已具备做官的资格。只要踏进做官的门槛，就是“老爷”，在社会上开始享有特殊地位。所以当范进发疯后，人们让他平日害怕的丈人胡屠户来吓他一下时，他的丈人却说：“虽是我的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从胡屠户对范进态度的变化，以及范进的结局，可看到在中国古代专制政府垄断科场下，知识分子为博取功名而走的出仕之路是多么艰辛及悲惨，考试对人性的摧残又是多么残酷。

南北榜案件发生于明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年）。这一年的会试，由翰林学士湖南茶陵人刘三吾和纪善人白信蹈等主考。榜发，江西泰和人宋琮考取第一，全榜没有一个北方人。应试的举人议论纷纷，向皇帝告状说主考官刘三吾等都是南方人，故偏袒南人。朱元璋遂命侍讲张信等检查考卷，北方考生还是没有合格的，朱元璋很不高兴。这时有人告发张信等受刘三吾等人的嘱托，故意不拿合格的考卷评阅。朱元璋大怒，就将白信蹈等杀了，刘三吾、宋琮充军，更亲自出题重考，结果考取的61人全是北方人。时称这次会试为“南北榜”，也叫“春夏榜”。其实当时北方经过长期战乱，在经济、教育、文化发展上，南方均高于北方。刘三吾等录取考生，是凭考卷内容决定，不一定存有南北地域之见。但经过北方考生几次抗议，引起朱元璋注意。他为了争取笼络北方的知识分子，遂主持重考，一榜录取的全是北方人，显然是从政治出发，维护大一统专制统治，并非单纯从考卷的优劣出发，这也充分说明科举考试为专制统治服务的特点。

中国古代统治者垄断科场的一种方式是限定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并且往往由皇帝亲自参与制订。如唐朝统一后，太宗即命颜师古考订五经（即《诗》、《书》、《易》、《礼》和《春秋》）文字，撰成《五经定本》，令孔颖达解释五经经文和注文，撰成《五经正义》，然后以官书的形式颁行全国，作为士人读书及应试的教科书。南宋时，宋理宗大力推崇朱熹的《四书集注》（四书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自此至清，历代统治者提倡理学，《四书集注》也被定为士人的必读注本，应试举人也必须以此为本旨，模仿古人语气来撰写文章，即所谓“代圣贤立言”，不可擅自发挥。明洪武三年（1370年），太祖朱元璋和刘基等人制订科举，以《四书》、《五经》作为命题的依据。成祖朱棣将之颁行于两京六部、国子监及天下府州县学，并将其立为“学者之根本”。《四书》于明清两朝科举考试的地位更为突出，乾隆皇帝指示桐城派散文家的始祖方苞选编明清两朝名家的八股文，撰成《钦定四书文》，作为八股文考试的示范文体。应试者只能根据范文模式应考，不得联系社会实际，随意发挥。钦定教科书进一步束缚了士人思想，将知识分子奴化成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

八股文是明清两朝规定的科举考试的标准文体，又称“制艺”、“时艺”、“时文”、“八比文”等，这种文体的特点就是非常具体和死板。每篇文章都是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从起股到束股的四段中，每段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共计八股，所以叫“八股文”。每一部分之间都要以固定的虚词“今夫”、“苟其然”、“也乎哉”等相连接，甚至每部分写多少字句都有规定。同时，士子考试时只能从《四书》、《五经》中命题，并且强调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绳。这种考试文体，严格限制考生有任何个人见解和自由发挥，从而禁锢思想，使士人只为高度集权的政权服务。清代学者、医学家徐大椿对学习八股文的读书人，有以下辛辣的讽刺：“读书人，最不齐（济）。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反映出八股取士制度下读书人的呆板、迂腐和无能，正是文化专制的最佳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