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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用於公布殿試結果的大金榜,張貼在皇宮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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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文化專制的另一項重要內容是科場壟斷,專制政府把持科舉考試,確保被錄用者絕對忠誠於君主專制政權。科舉取士是自隋代以後歷代王朝選拔官吏的考試制度。由於這是士人入仕的唯一途徑,因此政府對科舉的控制十分嚴密,由此形成對士人的種種束縛。為了加強控制士人,自武則天起,君主還通過殿試親自主持考試。政府對科舉考試的教材也作嚴格限定,甚至欽定教科書,連考試的文體也有統一標準,如明清時期的八股文。士人只能按官方規定及標準去讀書及應試,不得隨意發揮。科場壟斷決定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思考問題時只能以君主的是非為是非,不能有獨立的思想和人格,只能成為政治的附庸,這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最大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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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科舉考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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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而優則仕」是科舉制度擇士的標準。「學」的目的是為了「仕」,這就將讀書、應試和做官緊密地結合起來,使學術及文化淪為陞官發財的手段和工具。知識分子為了入仕,皓首窮經,成為讀書考試的工具,缺乏自主思想和實際才能,更喪失身為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學而優則仕」與君主專制制度成為一對孿生兄弟,按這一標準錄取的「優秀人才」才符合統治者的需要,有利鞏固君主專制統治。士子的聰明才智盡被耗費在讀書應試之中。

 

清代吳敬梓的諷刺小說《儒林外史》中,塑造了范進這個既可憐而又可悲的知識分子形象。他為了走上仕途而刻苦攻讀、皓首窮經,最終卻落得獲取功名後,喜極而瘋的悲慘結局。范進在50歲才中舉,接到消息後,竟然歡喜得發了瘋。士子中了舉人,不僅可以繼續參加全國的會試,而且已具備做官的資格。只要踏進做官的門檻,就是「老爺」,在社會上開始享有特殊地位。所以當范進發瘋後,人們讓他平日害怕的丈人胡屠戶來嚇他一下時,他的丈人卻說:「雖是我的女婿,如今卻做了老爺,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從胡屠戶對范進態度的變化,以及范進的結局,可看到在中國古代專制政府壟斷科場下,知識分子為博取功名而走的出仕之路是多麼艱辛及悲慘,考試對人性的摧殘又是多麼殘酷。

 

南北榜案件發生於明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年)。這一年的會試,由翰林學士湖南茶陵人劉三吾和紀善人白信蹈等主考。榜發,江西泰和人宋琮考取第一,全榜沒有一個北方人。應試的舉人議論紛紛,向皇帝告狀說主考官劉三吾等都是南方人,故偏袒南人。朱元璋遂命侍講張信等檢查考卷,北方考生還是沒有合格的,朱元璋很不高興。這時有人告發張信等受劉三吾等人的囑託,故意不拿合格的考卷評閱。朱元璋大怒,就將白信蹈等殺了,劉三吾、宋琮充軍,更親自出題重考,結果考取的61人全是北方人。時稱這次會試為「南北榜」,也叫「春夏榜」。其實當時北方經過長期戰亂,在經濟、教育、文化發展上,南方均高於北方。劉三吾等錄取考生,是憑考卷內容決定,不一定存有南北地域之見。但經過北方考生幾次抗議,引起朱元璋注意。他為了爭取籠絡北方的知識分子,遂主持重考,一榜錄取的全是北方人,顯然是從政治出發,維護大一統專制統治,並非單純從考卷的優劣出發,這也充分說明科舉考試為專制統治服務的特點。

 

中國古代統治者壟斷科場的一種方式是限定科舉考試的教科書,並且往往由皇帝親自參與制訂。如唐朝統一後,太宗即命顏師古考訂五經(即《詩》、《書》、《易》、《禮》和《春秋》)文字,撰成《五經定本》,令孔穎達解釋五經經文和注文,撰成《五經正義》,然後以官書的形式頒行全國,作為士人讀書及應試的教科書。南宋時,宋理宗大力推崇朱熹的《四書集注》(四書指《論語》、《孟子》、《大學》和《中庸》),自此至清,歷代統治者提倡理學,《四書集注》也被定為士人的必讀注本,應試舉人也必須以此為本旨,模仿古人語氣來撰寫文章,即所謂「代聖賢立言」,不可擅自發揮。明洪武三年(1370年),太祖朱元璋和劉基等人制訂科舉,以《四書》、《五經》作為命題的依據。成祖朱棣將之頒行於兩京六部、國子監及天下府州縣學,並將其立為「學者之根本」。《四書》於明清兩朝科舉考試的地位更為突出,乾隆皇帝指示桐城派散文家的始祖方苞選編明清兩朝名家的八股文,撰成《欽定四書文》,作為八股文考試的示範文體。應試者只能根據範文模式應考,不得聯繫社會實際,隨意發揮。欽定教科書進一步束縛了士人思想,將知識分子奴化成維護專制統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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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

清代散文流派。由康熙時方苞開創,其後劉大櫆、姚鼐等進一步加以發展。他們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名。他們主張學習《左傳》、《史記》等先秦兩漢散文和唐宋古文家韓愈、歐陽修等人的作品,講究「義法」,要求語言「雅潔」,以陽剛陰柔分析文章風格。在清代頗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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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典籍《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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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是明清兩朝規定的科舉考試的標準文體,又稱「制藝」、「時藝」、「時文」、「八比文」等,這種文體的特點就是非常具體和死板。每篇文章都是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從起股到束股的四段中,每段都有兩股排比、對偶的文字,共計八股,所以叫「八股文」。每一部分之間都要以固定的虛詞「今夫」、「苟其然」、「也乎哉」等相連接,甚至每部分寫多少字句都有規定。同時,士子考試時只能從《四書》、《五經》中命題,並且強調以朱熹的《四書集注》為準繩。這種考試文體,嚴格限制考生有任何個人見解和自由發揮,從而禁錮思想,使士人只為高度集權的政權服務。清代學者、醫學家徐大椿對學習八股文的讀書人,有以下辛辣的諷刺:「讀書人,最不齊(濟)。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道變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反映出八股取士制度下讀書人的呆板、迂腐和無能,正是文化專制的最佳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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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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