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專斷是中國古代文化專制的表徵，與專制政治體制相互依存。任人唯親、結黨專權和派系爭鬥等，都是中國歷史上官場專斷的常見現象。官吏的選拔與任用，是衡量一種制度及國家民主程度的重要標準。中國古代實行的世卿世祿制及九品中正制等選官制度是導致出現官場壟斷的重要原因。世卿世祿制的本質是世襲制度，爵祿世襲衍藩，官之子恒為官，政權及官爵被家族世代壟斷，造成政治腐敗。九品中正制的目標本來是要扭轉官場壟斷局面，精神是「唯才是舉」，但在實施過程中，卻變成世家大族進一步壟斷政治的工具。黨派互爭也是官場壟斷下的普遍現象，朝上百官互相排擠傾軋，拉幫結派，黨同伐異。

任人唯親是專制制度的產物。中國古代君主為了穩固統治，選官用人時經常不察實德，不求才幹，較看重血緣親疏關係，尤其是某些重要職位，往往任用家族或母族、妻族的親屬。這種用人方式毫無透明度和公正可言，官官相護、犯而不糾、奸無所懲等官場弊端隨之滋生繁衍，是政治腐敗的溫床。當形成權力網與關係網後，官僚任意剝削黎民百姓、侵吞社會財富，成為侵蝕國家根基的蛀蟲。此外，任人唯親造成在位者尸位素餐，才不濟務，堵塞出身寒門德才兼備士子的仕途，剝奪他們的參政權力，即「若任用無才，則有才之路塞」，有才之士報國無門，壓抑鬱憤。因此任人唯親實在是對社會人才的一種戕害。

世卿世祿制是中國古代一種為官制度。西周時期各級官員一般都由貴族擔任，按級別大小和地位高低，領有數量不等的土地為采邑，采邑的賦稅收入作為俸祿，若無重大過失，其職位和俸祿可世代承襲。此種世襲制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皇族成員均授予爵位，子孫世代承襲卿爵之位，享有爵祿。世襲的卿大夫掌握軍政大權，平時是行政長官，戰時是統軍將帥。自此之後，這種世襲爵位及俸祿的制度代代沿襲。唐代宗室從「親王」到「男」分為九級，明代分為十一級，清代宗室封爵有十二級，這些領有爵位的宗親享有一定特權，包括土地及民戶，子孫可以蔭襲。這種世襲制與「唯才是舉」的選官原則截然相反，統治者以此把持官場，壟斷政權，世襲衍藩。所謂「四民分野，官之子恒為官」，「龍生龍，鳳生鳳」。世卿世祿制是家天下觀念的體現，是專制政體的組成部分。這種體制容易造成政治腐敗與王朝衰亡，並限制和阻礙平民百姓參與政治。

九品中正制建立之初，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與曹操的「唯才是舉」是一致的，對世家大族壟斷政權起到一定抑制作用。但魏國中期後，隨着世家大族勢力膨脹，中正官之職漸為世家大族把持。他們品評人物時只重門第，不論才能，將家世門第列為評定品第的唯一標準。所謂「計資定品」，有權勢的世家大族自此壟斷上品高位，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勢）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變質後，世家大族控制選舉及政權，將這制度變為只看門第高下的等級制度，加速門閥士族制度的形成。至隋文帝建國後廢除九品中正制，以科舉制代替，這在歷史上是一項重大進步，打破士族門閥壟斷政權的局面，為貧寒之士開闢參政之途。

黨派互爭是古代朝廷中不同政治派系之間的鬥爭。在政治或學術上存在分歧的官僚在朝中拉幫結派，樹立門戶，彼此攻訐。各派系都有自己的靠山，在如廢立太子、外族入侵、文化政策、變法改革及地方割據等問題上黨同伐異，互相排擠傾軋，在朝中交替執政。所以黨派相爭不只是表面上的政見和學術見解的爭論，基本上是權力和利益之爭。東漢黨錮之禍、唐代的牛李黨爭、宋代的慶曆黨爭、元祐黨爭、明代閹黨與東林黨的鬥爭等都是著名例子。黨派互爭造成嚴重影響。首先，黨爭往往造成政局混亂，當貪婪及殘酷的黨派取勝，把持政權，必然導致朝政更為腐敗。其次，鬥爭雙方都企圖將對方置諸死地，因而被牽涉者也較多，株連甚廣，許多無辜者也遭殃。歷史上不少黨爭令許多知識分子無辜遭禍，前途斷送。

東漢中後期，外戚與宦官專權，朝政黑暗，社會危機四伏。當時太學中的太學生和郡國學的生徒，關心政治，不滿宦官把持朝政，遂與開明的士大夫聯合起來，對抗宦官勢力，時稱黨人。他們以「清議」的方式，製造輿論，激濁揚清，抨擊時政。黨人聲勢浩大的清議運動觸怒當權的宦官集團，他們於是殘酷鎮壓黨人，史稱黨錮之禍。第一次黨錮之禍發生於桓帝（公元147－167年）時期。延熹九年（166年），與宦官關係密切的術士張成推算朝廷將有赦令，唆使其子殺人。後來司隸校尉李膺派人逮捕殺人犯，這時果然來了赦令。但李膺不顧赦令，處死張成的兒子。張成的弟子牢脩於是上書桓帝，誣告李膺「共為部黨，誹訕朝政，疑亂風俗。」桓帝震怒，下詔逮捕李膺等黨人二百餘人。次年，經外戚竇武說情，李膺等赦歸故里，但禁錮終身，不得為官。第二次黨錮之禍發生在靈帝（公元168－188年）時期。當時竇武與陳蕃共同扶政，起用被禁錮的李膺和其他黨人。永康二年（公元168年），竇武、陳蕃謀誅宦官曹節等人事敗，竇武自殺，陳蕃被殺。曹節等繼而以「部黨」之罪加緊迫害黨人，捕殺李膺等一百多人，黨人的親屬及門生故吏有官位的一律免官禁錮，受株連者六七百人。這次黨錮之禍持續十多年，直至黃巾起義爆發，靈帝才下令大赦黨人，黨錮之禍至此告終。黨錮之禍是繼秦朝坑儒後另一宗大規模迫害士大夫事件，事件中皇權與宦官聯手打擊士大夫勢力，也是政治及文化專制的體現。

唐朝憲宗至宣宗年間（公元806－859年），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的「牛黨」和以李德裕為首「李黨」之間發生激烈鬥爭。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牛僧孺、李宗閔批評時政，遭宰相李吉甫排擠，形成黨爭。武宗會昌年間（公元841－846年）是李黨的極盛時期，宣宗朝則是牛派得勢。兩派鬥爭接近四十年，期間雙方將政治伸向文化領域，企圖借文字製造禍端，挑起黨爭。德宗（公元779－804年）時，李德裕的門人衞瓘，以牛僧孺的名義寫了一篇傳奇小說——《周秦行紀》，偽稱牛僧孺未舉之時遇到薄太后、王昭君、楊貴妃等人的鬼魂，並借楊貴妃之口直呼德宗為沈婆兒（德宗之母稱為沈婆，沈婆兒即沈婆的兒子）。李德裕欲借此機會挑起文字獄，陷害牛僧孺。文宗即位（公元826年）後，認為「此必假名，僧孺是貞元中進士，豈敢呼德宗為沈婆兒？」故並未追究，李德裕的陰謀才不能得逞。從這次事件中，可看出政治權力可以隨意及粗暴干預文化，將文化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